国外疫情亲历者：我和家人都报名了疫苗接种

原标题：国外疫情亲历者：我和家人都报名了疫苗接种

新冠肺炎疫情已在全球肆虐近一年。在第二波、第三波疫情潮的“席卷”下，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亿。

当地时间1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疫情发布会上表示，

“数字可能会使人麻木，但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人，他们可能是某人的父母、某人的伴侣、某人的孩子、某人的朋友。”

对于每个普通人来说，疫情究竟带来了什么？

我们寻访到来自三个国家的居民，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以及感悟。

奥地利学生小龙：我和父亲先后感染好在都康复了

我叫小龙，来自奥地利。原本，我在德国学习，新冠疫情暴发后，我就搬回了奥地利，跟父母住在一起。

去年4、5月的时候，我的父亲在工作中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由于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我和母亲也出现了相关症状，在接受病毒检测之后，我被确诊感染。但我们一家三口很幸运，没有因为感染新冠病毒出现一些严重的并发症，最主要的症状是失去嗅觉和味觉。不过那时候是疫情初期，官方通报的症状中并不包括这一点。我确诊以后，奥地利第二波疫情逐渐蔓延。

确诊后1周左右，我经常感到很累，且伴随着偏头痛，那是一种我此前从未感受过的痛觉，也很难描述。父亲服用了2种药物后出现过敏反应，还发起了高烧。为了照顾他，我们并没有在家里进行隔离，我还把自己的床搬到了他的房间，这样的话，如果他晚上有需要，我就能够听到他的声音。

通过多吃健康的食物，同时保持一种放松的心情，我最终从感染新冠病毒之中康复过来，父亲的康复时间比我更早。

对我来说，疫情带来的影响十分明显。上学的时候，我经常一个人住在德国的公寓里，这让我有很多时间专注地做一些事情。但回到了奥地利，我就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家里的琐事通常会分散我的注意力。

而且，尽管我住在奥地利的乡村地区，人口密集度较低，但疫情暴发后，我外出的次数越来越少。

不过我并没有觉得很惶恐，在疫情的大背景下，我跟父母都很少外出，这意味着我们再次感染的几率很低。

最近，有一件令我开心的事，就是奥地利开放了新冠疫苗接种，我觉得，这样能很大程度上遏制疫情蔓延。根据媒体和政府发布的信息，奥地利推广的疫苗已经经过一些试验，具有一定可靠性，我盼望着能尽快注射。现在，我跟父母都报名了，正等待政府通知具体的注射时间。

美国高中生纳迪亚：疫情让美国变得分裂

我叫纳迪亚，是一名美国高中生，和3个姐妹、1个哥哥还有父母一起生活在马里兰州。

今年1月初，哥哥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并伴有发烧、咳嗽、呕吐等症状。那时，父母认为他只是得了普通感冒或者流感，但是我们的医生建议哥哥去做新冠病毒检测。4天之后，哥哥接到了电话，得知他的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家里人都很震惊，因为哥哥外出的时候总是很小心，也采取一些防疫举措，比如佩戴口罩、与陌生人保持社交距离等。

得知哥哥确诊后，家里其他人也开始出现相关症状。父亲一直发烧，并伴有寒战，2个姐妹经常咳嗽，而且感到鼻塞，另一个姐妹失去了嗅觉和味觉，我也开始感到恶心和头痛。哥哥可能把全家都传染了，但是其他人都没有接受病毒检测。

此后，我们待在家里进行隔离，并且喝了大量的水，没过多久，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就自愈了。但父亲花了很长时间才恢复，他的身体一直很虚弱，且持续发烧，氧气水平很低，其间还服用了一些治疗的药物。幸运的是，父亲最终挺过来了，虽然仍有咳嗽的症状，但他几乎完全康复了。

疫情暴发前，我能在学校遇到成百上千的同学，但去年3月至今，我再也没去学校，开始参与线上课程，这一切都令我感到孤独。焦虑的情绪也如影随形，每次外出，我都会很担心。

另一个压力的源头来自于政治。疫情暴发后，美国政治局势更加紧张，政客们没有负责任地去遏制疫情，导致民众对于这种病毒的争论越来越多。一些人认为，我们必须待在家里，遵守防疫规定；但另有一些人无视安全准则，甚至拒绝佩戴口罩。令我感到难过的是，新冠疫情使美国变得如此分裂。

但是我仍然很感激，疫情没有让我的父母失去工作，家人们也都算健康。对于新冠病毒，我知道自己必须要有耐心，作为一个个体，我的职责就是遵守防疫规定，保护他人，并遏制病毒传播。

南美洲华人李染：疫情下我好像“笼中鸟”

我叫李染（化名），是一名居住在南美洲某国的中国人。去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在我所在的国家大规模暴发，从那时起，我几乎就没出过家门，感觉自己像一只“笼中之鸟”，每天唯一的活动就是站在阳台上感受一下外面的空气。

长期待在家里让我的精神备受折磨，去年10月左右，我在的城市稍微放松了防疫限制，允许人们在周末外出。我会跟爱人做好全套防护工作，一起开车到稍微偏远且人员稀少的地方活动一下，这是我过去一年极少数的几次外出。

紧接着就是圣诞节，疫情反弹，每天大约新增3000至4000例，市里再一次缩紧了防疫措施。我很清楚当地疫情反复的原因，在我极少数的几次外出中，经常会看到许多人不戴口罩，部分当地人还坚持外出跑步，这给病毒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市政府规定，民众外出时必须佩戴口罩，听起来好像很严格，但执法部门通常不会采取行动，这让“强制佩戴口罩”成了一句空话。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疫情初期，一名华人感染，由于缺乏呼吸机，最终他抢救无效去世。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这种情况，当地华人团体开始想方设法地购买呼吸机，然后运送过来。这让我很感慨，虽然身处海外，华人仍能“抱团取暖”，购买呼吸机的初衷也很简单，就是不能再眼睁睁看着另一个华人因为新冠病毒失去生命。

历史上的每次重大灾难都会产生连锁反应，我最希望的就是疫情能够尽快好转，可以恢复正常生活。

新京报记者钱雅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