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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美国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前中国业务局局长黄育川:“赖”掉欠中国的债,美国敢吗?(4)

这种担忧表现在各国民众的抗议游行中,表现在他们对自由贸易、多边主义甚至联合国体系的反对中。我们将其概括为民粹主义兴起,而它广泛地发生在世界几乎每个角落。在这一背景下,一场全球大流行的疫情出现了,它强化了一些人有关全球化不符合普通民众利益的观点,也让一些人认为,我们并没有一个全球治理机构和组织来应对特殊情况下的种种问题。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疫情本身带来的变化,而是一个累积很久的问题的再次凸显。

第二个改变或许是美国拒绝或不再情愿行使其以往的领导角色。这次疫情,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正在远离美国一手打造并支持的国际体系,不再为其提供公共产品。这导致一个“真空”,意味着我们正进入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时期。

我想现在世界正在问自己:中国是否有相应的领导能力,或者它有无意愿在应对疫情中承担一定的领导责任。对此有很多争论。坦率地讲,我不认为短期内有任何国家能填补这个“真空”。或许,这次疫情是对全球体系的一个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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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很多人担心疫情会加速全球化“走向终结”,您怎么看?

黄育川:全球化的概念非常宽泛,它包括商品、资本、人员以及思想的流动,每一种在最近几年包括这次疫情中都被广泛讨论过。我认为在贸易等领域的全球化肯定会相比前些年放缓,这是无法避免的,但全球化这一趋势不会停止,因为它意味着太大的利益。

我想强调并十分担心的一点是,从长期来看,思想、知识和技术自由流动的阻碍将成为全球化的一个严重问题。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都依赖知识和创新。事实上,我们这一代所经历的全球经济腾飞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巴西、土耳其、印尼等新兴经济体快速增长的贡献,它们的出色表现很大程度上源于信息与知识从相对富裕的国家流向相对贫穷的国家。这个过程中,所有国家都是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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