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8月2日报道《印度防务评论》网站7月12日发表题为《核武器失去了战略威慑的锋芒吗？》的报道称，什么时候动用核武器？用多少核武器？把核武器用在什么地方？在这些问题中间纠结，就是失败威慑的标志！现在形成的现实是，只要有核武器，即便是少量的，也需要对它的使用进行威慑。在2个拥核国家的冲突中，让对方不敢动用核武器，是对一个国家决心的考验。另外，还需要确保不能让拥核国家用核武器对付无核国家，需要确保这种自我克制成为国家的道德准则。
资料图：2012年，印度首次试射烈火-5洲际弹道导弹。（图片来源：美联社）
威慑学说顶住了冷战那个艰难时代的压力。当时的世界只有两极。现在，世界上的力量更加多元化、更加难以捉摸，即便不是冷酷残忍，也是莽撞冲动。在这种情况下，要让威慑起作用，必须考虑多元化和缺乏规矩的现实催生出来新的威慑参数。
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在别的办法都不管用的情况下确实仰仗威胁动用核武器。它所依据的是一种客观逻辑，即核武器有把握对任何攻击实现报复。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它所摧毁的正是所要奋力拯救的群体——国民！发动核战争是缺乏理性的做法，威胁发动核战争同样缺乏理性。只有当传统冲突有升级失控的可能时，学术辩论才会讨论核威慑的确实有效性。这里的威胁不是必然的同归于尽，而是一定概率的同归于尽。因此，进行核威慑，必须接受同归于尽的风险。现在有关核威慑的争论大多围绕这种风险展开。领导人必须想办法降低爆发核战争的概率，同时又要避免丧失威慑价值。这恐怕不是简单的事情，不仅是因为有些力量反复无常、莽撞冲动，还因为暴力不断加剧，同时又缺乏公认的规则。有些国家（以及非国家力量）为了推进自己的目标，已经开始将常规武器、不对称战术、网络战、恐怖主义和非传统手段组合使用。
在冷战期间，人们将威慑、遏制、常规手段和军火控制组合使用，似乎成功制止了美国与苏联的核战争。现在新的威胁逐渐浮现——核恐怖主义；横行无忌的极端主义；非国家力量能够推动两国开战！西方往往将核武器视为旧式武器，但新兴力量却视之为未来的武器。在极端不稳定、动荡和极端情况频发的时代，演习当代领导人可能必须面对的最危险的战略局面就变成了必要的事情。几乎没有疑问的是，核危机或者更严重的核攻击——无论是国家力量还是非国家力量制造的——都会酿成危急局面。美国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2009年在布拉格承认，“全球性核战的风险降低了，但是核攻击的风险上升了”。
除了宣布核政策外，印度几乎没有讨论针对两个邻国的威慑战略，而是侧重针对巴基斯坦。作为战略威慑政策，仅仅说必将进行“大规模报复”恐怕是不够的。因此，在迫在眉睫的当下，必须对威慑战略政策进行讨论——复制粘贴的办法是行不通的。
相比使用核武器的政治和战略后果，核武器本身的实体意义更好理解。因此，弄清楚什么构成了“战略”目标是很有价值的。首先是可以让对手挑起战争遭受沉重损失的一个或者一组目标。其次，可用于报复性打击的资产，或者使这些资产失去效用。第三，斩首政治、军事中央指挥控制系统是另一个往往提到的目标。第四，通过制造大规模国民伤亡间接施压政府，在这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先例。现实中，打击反击目标（以军事反击目标为主）成本更大，因为它所造成的伤亡规模较小，却需要大量运载装备，且每一种都需要具备更加精确的制导、更小的圆概率误差，因为那些目标更小、更灵活、难以跟踪。虽然社会财富目标，主要是指城市和人口聚集区，是容易识别和摧毁的目标，甚至不需要精确度那么高的武器，但是这样做具有更高程度的轰动效应，从而迫使当权政府早些作出抉择。
威慑理论说，有把握的毁灭能力使得对手在任何冲突中必须付出超过所有可能收益的代价。这含有3个主要方面——确实有效性、沟通和决心。强大的传统部队加上核武器，可以赋予威慑确实有效性。伯纳德·布罗迪早在1945年时就说，“以前，军事集团的主要目标是打赢战争。从现在开始，它的主要目标必须是规避战争。”另外，需要向对手传达明确的信号与谈判力量。此外，还需要领导层具有实施所有理性行动、应对核战威胁或者真正核战的决心。二次打击能力虽然对巴基斯坦用不到，但是对于应对中国利害攸关，应当存在。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要部署强大的三位一体核武体系。印度决定不用现代化的轻型/中型轰炸机替代“堪培拉”中型轰炸机，也不赞成替换掉米格-25战略侦察机，是作战上的极端目光短浅，战略上的极端幼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