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二个渠道看，目前全球需求低迷、产能过剩、大宗商品价格跌落，全球无通胀压力，美国通胀率也持续走低。所以，靠高通胀稀释债务这条路近期看并无可能。但是，未来靠这个渠道减债的可能性极大。美国政府债务的32%由海外债权者持有，美国很可能通过借新还旧或货币贬值制造出通胀，最终减缓债务压力。
从第三个渠道看，债务违约往往发生于破产国家或极端事件。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几乎不可能走这条路，但其债务违约风险足以令世界各国不寒而栗。
后两个渠道无论选哪个，都是对外转嫁危机和输出经济风险。如果美国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全球通胀和新的资产泡沫，将加剧全球财富分配不公，并可能通过债务与流动性传导形成新的危机链，诱发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故此，海外债权者需要高度关注特朗普新政府的政策对美国经济和债务的影响，以及美联储未来货币政策走向可能对美国债券市场的影响，加强预判，及时应对。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美国发烧日本感冒造成日本深陷债务泥潭的美国因素
刘军红
日本政府的债务水平在发达国家中最高，政府债务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超过240%。主要国际评级机构纷纷下调对日本国债的评级，对其评定的等级甚至不及意大利。这与其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很不相称。二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三次波动，每一次都与美国政府债务及其应对策略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正是这些波动导致日本政府陷入债务泥潭。
二战后的日本政府债务原本受1947年《财政法》的严格制约。该法律明确规定，“国家的岁出，必须以公债和国家借款以外的岁入为财源”，否定了通过发行公债、发起国家借款等方式搞赤字财政。正是在这一法律的限制下，日本政府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在发达国家中属于较低水平。上世纪70年代，美国尼克松总统执政后，为了改变美国贸易收支赤字结构、让西方世界分担战争给美国带来的高额负债以及利用汇率变动惩治竞争对手，终止了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兑换比率，结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引起国际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剧烈动荡。这也打破了1949年以来美国设定的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固定汇率，日本贸易立国的优势被美国政府直接瓦解。不仅如此，美国认为高速增长后的日本储蓄过剩、投资不足，造成了美国经常收支赤字化结构，于是不再允许日本搭便车，日元汇率制度被迫走“独立的自由浮动制”道路，从此日元步入漫长的升值轨道。与此同时，石油危机导致日本资源进口成本陡升，与西方国家一道陷入战后最严重的经济滞胀危机。日本政府为了确保制造业出口的竞争力，绕过《财政法》推出“例外措施”，发行“特例公债”，从此走上了债务扩张的道路。但由于那时日本并没有全盘采用与美欧国家类似的扩张型政策组合，其财政仍能维持健全结构。
日本政府债务膨胀始于上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其与美国的贸易摩擦逐步升级，出现了两个标志性的时间节点。一是1984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赤字国；二是1985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对外净债权国，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净债务国。于是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美国强迫日元超常升值，并直接要求日本扩大内需，实施结构改革，全面构建内需主导型经济结构。然而，日本的结构改革并未成功，同时扩大内需又成为政府推行财政赤字政策的借口，公共投资扩大、政府债务膨胀，扩张性财政引发了日本国内物价和资产价格飞涨，最终形成泡沫经济，将日本经济带入了长期停滞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