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

1931年3月3日，即松冈洋右在议会上口若悬河，提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之后不久，参谋本部第二部（掌管情报的部门）部长建川美次发表了一次演讲，其中部分内容是这样的：

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十二月日清条约的秘密议定书已经规定，与满铁平行的铁路会损害满铁利益，故而禁止铺设，但是（中国方面）却无视这一决议，我国虽然一再抗议，但中国仍在建设平行的铁路线。

建川因为中国没有遵守条约规定，建设满铁平行线路而大发脾气。这种对于条约灰色地带的解释，并不是基于双方的磋商，而是单纯认为自身毫无过错，对方才是条约的破坏者。这种解释要将灰色的部分明确区分开，形成非黑即白的局面。当时，陆军的在乡军人（非现役的预备役、后备役军人）正在全国各地举行国防思想普及演讲会，全力对国民进行煽动。建川的讲稿也被作为这些演讲会的参考模板之一，广为流传。

陆军对于举办这样的演讲会有着异常的热情。美国优秀的研究者路易丝•杨（Louise Young）在她的著作《总动员帝国》（Japan’s Total Empire）一书中列出了这样的数据：根据宪兵的记录，“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国6500万人口之中，有1655410人参加了1866次演讲会。这些演讲会上的言论基本都主张，中国侵害了日本在条约上获得的权利。军方煽动说，因为中国这种破坏条约的举动，让日本的生存权受到了威胁。这就形成了卢梭所说的，原理上的对立。

日本有着这样的强烈信念，即在以前的战争中，日本在付出了很多士兵的生命以及金钱的代价以后才终于获胜，所以签订条约所获得的权益无论如何不能放手。只要阅读一下关东厅（日本在关东州租借地与满铁附属地实行统治的机构）出版的书籍，就可以明确地感受到这种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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