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昨天十点，2020年柏林国际电影节开票。过去的十几年里，没有哪一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像今年这样，喜忧参半，充满不确定因素。

去年5月，出任电影节艺术总监长达18年的迪特·科斯里克卸任，曾是洛迦诺电影节艺术总监的意大利策展人卡洛·夏提安和曾为德国电影促进局工作的荷兰人玛丽埃特·里森贝克分头承担起电影节的策展和运营。直到半个月前，各竞赛单元的入围影片陆续公布时，这一届承前启后的影展尚且被认为“稳中求变，平稳过渡”。

然而《德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深度报道打破了影展开幕前的平静，作者经长期考据和严密的事实核查，证据充分地指出：柏林影展最重要的奠基人阿尔弗雷德·鲍尔，在战时供职于第三帝国，是戈培尔的高级幕僚。鲍尔在1986年去世，影展为了纪念他，特设“阿尔弗雷德·鲍尔奖”。《德国时代周刊》这篇文章的刊发，对柏林影展的冲击绝不限于 “取消一个奖项”。这个“最冷”的电影节因为元老的历史污点成为热话题，多年来以“正视历史，说出实话”为艺术信念的柏林影展，将怎样面对并讲述自己的历史？在转型、调整选片思路和吸引有影响力的创作者这些专业命题之外，将要开始一段新航程的柏林影展不得不面对：如何背负起历史沉疴前行。

科斯里克任内的18年，柏林电影节积极的作为在于，其一，选片时尽可能扩大视野，“全景”“新生代”等单元给了许多年轻电影人、尤其第三世界的青年导演亮相机会；其二，“世界电影基金”帮助许多成熟导演解决投资难题，比如泰国导演阿彼察邦获得戛纳影展金棕榈奖的《布米叔叔的前世》，其实是在柏林影展的“世界电影基金”资助下完成的。只关注参与者和得奖者的知名度，进而嘲讽柏林影展在圣丹斯影展和戛纳影展的夹缝中“星光黯淡”，是外行对全球化背景下电影生产和发行的流动性缺乏概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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