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在裤兜里的遗书，记录下他最后的心态--“我离开了，就有更多的精力给我哥治疗了。”
和他一样，20岁的哥哥也患有尿毒症。
对于这位出生农村、重点高中的尖子生来说，生命的最后一年是郁闷的，他不仅受困于病痛，也饱受经济的窘迫。而最根本的打击，来源于遥遥无期的治愈希望。于是，他服下农药，终结生命。
如今哥哥成功换肾，却注定郁郁寡欢：“如果弟弟在，换不换肾都是开心的。”
而在那份遗书的结尾，却还用圆珠笔工整地写着--“哥，病治好的时候告诉我一声，我就很开心了。”
事前征兆 “做完透析就不回来了”
2011年7月23日上午，在安徽合肥透析住院的郜洪辉突然感觉一阵心慌，心跳加速。
父亲郜传友犯了嘀咕，往日都是小儿子郜洪涛做透析喊不舒服，今天怎么换成了大儿子。事后他才明白，这或许是弟兄俩的“心灵感应”。
就在两天前，在安徽阜南县地城镇母子岗村家中的郜洪涛，给郜洪辉发短信，说自己已没有多少钱做透析了。郜传友让郜洪辉回信，说过两天他就送钱回去。
一个月前，郜传友本想带两个儿子都来条件更好的合肥透析，但小儿子却提出自己愿单独留在阜南治疗。郜传友拗不过，只带着长子到合肥求医。
郜洪涛通常会在每周一、三、五去阜南透析。他一般会在透析前一天下午，坐20元的出租车到阜南县城，在舅舅留给自己的出租屋住一晚，第二天在县医院透析，而后返家。
这似乎注定了郜洪涛的某种计划。在郜传友如今看来，“他是想利用这段分开的时间。”
事实上，郜洪涛在事发前已表现出了端倪。
7月21日上午，母亲郑廷霞在家蒸了米饭，又炒了鸡肉。饭桌上，郜洪涛笑着对母亲说：“我这次做完透析，就不回来了。”
郑廷霞觉得儿子开玩笑：“别乱想，有病就看病。”郜洪涛没再接话，只顾闷头吃饭。
对于已患尿毒症一年、身体虚弱饭量骤减的郜洪涛来说，那顿饭却吃光了一碗鸡肉和一大碗米饭。在中午又吃了一碗面条之后，他揣上几百元钱，换上干净的短袖、短裤和球鞋独自前往阜南。这套衣裤是他自己买的，只穿过一次。
没有人知晓郜洪涛到阜南后的确切动向。只知道他在7月22日下午3时35分开始透析，期间出现头疼、恶心，并要求提前下机。本该持续4小时的透析只进行了三个半小时。
当晚7点45分，郜洪涛离开医院，再也无人知晓他的动向。
家庭希望 尖子生怀揣大学梦
就在郜洪涛透析的那个下午，郜传友三次打去电话，都无人接听。
起初，他以为儿子找同学玩去了。可第二天电话还是没人接，他于是给房东打去电话。中午12点，房东回话：“快回来，你小孩不行了！”
郜传友向大儿子交代了一声，匆匆登上了下午1点10分回阜南的大巴。四个小时后，班车到站。在从车站赶往儿子住地的路上，44岁的郜传友潸然泪下。
这是一段嘈杂的街道，叫卖声不断从路南的菜市场溢了出来。郜传友拐入一条狭长的巷道，明亮与昏暗瞬间交替，让他想起一年来的遭遇。
在这个穷僻的国家级贫困县，除了打理家里的八亩多地，郜传友夫妇还在村里的窑场打砖坯，每天挣个四五十元。因为要在阜南一中上学，两个儿子平日租住在县城，只在周末回趟家。
因为出身贫寒，郜洪辉兄弟俩读书十分用功，各自担任班级学科代表。中考时，兄弟俩分别考出了676和698分的成绩。百年名校阜阳三中甚至要免学费录取郜洪涛，被郜家因离家太远拒绝。
弟兄俩选择了当地的省重点阜南一中。如果顺利的话，郜家将在三年后同时供出两名大学生。郜洪涛也不止一次地向哥哥提起，自己想上合肥工业大学的化学专业。
“希望”也许是这个家庭当时的主题。毕竟，等待两位少年的，是学业，是未来。
意外打击 兄弟双双被诊尿毒症
但事情却总是出人意料。
2010年6月，读高二的郜洪辉回家说自己总是头晕。郜传友还以为是他营养不良，带他去村卫生室输液。可刚打了半瓶葡萄糖，郜洪辉就呕吐不止。
村医建议他们去医院体检。可到县医院抽完血，医生又叫他们去阜阳市检查。等再到阜阳市，医生看过报告单，就让郜洪辉住院。
郜传友兜里只有二百元，心里没底，他向医生问起儿子的病情。
“刚开始我也不相信你孩子得的是尿毒症。”医生说。
郜传友：“啥是尿毒症？”
医生：“这是肾脏的病，得移植肾，特别可怕。如果你是农村的，你是治不起的。”
郜传友当即坐在椅子上哭了起来。医生安慰他几句，建议先给孩子做透析。
因为郜传友不识字，索性叫来郜洪涛留院照顾哥哥。医生诧异地发现，陪床的郜洪涛面黄肌瘦，建议他也去检查一下。
郜传友突然害怕起来。
拿到化验单，不等医生解释，郜洪涛已从报告单数据中读出，自己患上了与哥哥一样的尿毒症。他长叹一声：“唉，这可咋办？”
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月之内，却足以拒绝这个家庭继续前行。
变卖家产 四处求医不见好转
此后，父子三人踏上了艰难的求医之路。
郜传友先是听说南京治尿毒症好，于是揣着借来的三四万南下求医。哥俩每人每周要在医院做三次透析，每次500元。
在南京治了一个多月，弟兄俩见病况未能好转，提出回家的念头：“爸，我们回家透析吧。”
爷仨又折回阜南。
为啥俩儿子都得这病？郜传友决心弄个明白。在卖掉了家里的拖拉机和一切农具之后，他又凑了七万多元。
这一次，他选择了北京。
在北京，医生告诉郜传友，尿毒症的发病原因至今不详，可能与隔代遗传或感冒发烧有关。除了这些，依然是反复透析，药费如流水，却看不到头。
郜传友盘算着，等花光钱自己就回家。如果别人问起来，就让两个儿子说父亲生病回家了，“医院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这当即遭到两个儿子的反对：“没钱了咱就回，死也要死在家里，赖不着医院！”
2010年11月，父子三人折回阜南。一来二去，除了钱被花光，事却没有太多改变。
“谁能把这个病治好？”郜传友闷在家里，“简直想破了脑袋”。
多方奔走 引媒体关注获捐款
郜传友开始四处奔走。
他先是找到儿子就读的阜南一中，又向阜南县医院求助。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当地教育和民政部门也施以援手。各界为他筹措了十多万元捐款。
郜传友这次下决心要给儿子换肾，听说郑州做移植比较快，他领着两个儿子赶到郑州。哪知肾源太少，医生让兄弟俩先做配型，等有消息了再电话通知。
事情再无下文。
偏偏这时，郜传友又被查出肺结核，不断往外咳血。除了自己透析之外，郜洪辉还要在医院照顾父亲。好在肺结核可以使用国家免费的药品，在治疗四个多月后，郜传友终于痊愈。
此时他已有些疲惫：“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郜传友又拉着儿子到合肥配型。这一次，他希望自己和妻子能够给俩儿子配型成功。但结果他与两个儿子血型都不相符，妻子又因健康原因，无法捐肾。
在合肥的那段日子，郜传友终日在亳州路、长虹路一带徘徊。他把遭遇写在地上，有好心人路过，会丢下个三块五块。除了乞讨，他还沿街翻捡垃圾桶，收集饮料瓶。
这引发了当地媒体的关注，报道后，各界又送来十多万捐款。
配型失败，一家人回到阜南。看着父亲日渐憔悴，郜洪涛私下跟哥哥商量：“叫咱爸给你治吧，我不治了。”
郜传友知道后劝他：“社会都在关注咱，咋能不治了？有一块钱咱就先治一块钱。”
郜洪涛笑笑，没再说话。
“哪想他真走上这一步。”面对法制晚报记者，郜传友一声叹息。
自杀现场 “闻到浓烈的农药味”
赶到现场，郜传友直奔顶楼。
这是一段昏暗而逼仄的通道，没有任何照明设施。借着从拐角窗户射入的光线，隐约可以看见贴在灰白墙上的各式野广告。因长期无人打扫，一脚踩下去，腾起的灰尘直扑脚面。
四楼，郜洪涛的暂住地。
郜传友推门进去，在这间约17平米的屋子里，两扇推拉玻璃窗半开着，一台座扇还在地上转得呜呜作响。郜洪涛静静仰躺在矮床上，表情平静。
他的双手叠放在小腹之上，右腿在床上，左腿半搭在地上。一双蓝色软胶平板拖鞋随意脱在床尾。床头，那部80元买来的二手黑色触屏手机仍在充电。
若不是他发青的面色和冰冷的身体，郜传友还感觉儿子只是睡着了。
“我在他身上闻到一股浓烈的类似敌敌畏的农药味。”郜传友告诉《法制晚报》记者，他事后找遍了屋子和整栋楼的前后院，都没有发现药瓶。
在郜洪涛短裤的右侧裤兜里，装着一封遗书、680元现金和一张2011年7月22日做透析的发票。郜传友推断，儿子应该是在透析当晚服毒自杀的。
为了不影响房屋出租，郜传友没有报案，当晚即将儿子安葬。除了遗书和学生保险卡，郜洪涛曾使用的手机等一切物事，都随着这个18岁的少年一起，长眠地下。
在那页末尾没有日期的遗书上，工工整整写着约五百字--“爸，妈，你们一定要把哥哥救好！如果我离开了你们，不是我不想治，而是我们家太穷了……我好想家！想我的同学，想我的老师……但现实是，我已经一年多没有踏进学校的大门了……哥哥你要坚持治疗，病治好的时候告诉我一声，弟弟我就很开心了。”
“我离开了，但是哥哥有救了。”
自杀苗头 “说啥都劝不到心里去”
郜洪涛并非一开始就想放弃。
“哪怕我和媳妇能够跟哥俩配型成功一对，他也不会走这条路。”郜传友说，配型之前郜洪涛还曾笑着计划，“妈给哥换肾，爸给我换。”
所有的亲友都察觉到，这个少年的转变发生在配型失败之后。
对于这个只教了两个月的学生，班主任郭华钊依然印象深刻：“他学习很拼，总是班里第二、第三名。生病前非常活泼，总是笑着。”
在哥哥看来，自从知道“即便换肾成功，也要终身服药”之后，郜洪涛变得十分消沉，总是一个人发呆。
大姑郜树芝也告诉《法制晚报》记者：“他整个人跟之前不一样了，感觉说啥都劝不到心里去。”
对于透析，郜洪涛也多次向父亲抱怨“感觉头要炸了”。阜南县医院血液透析室一份郜洪涛的43页的病历也证实，郜洪涛多次在透析时提出心慌、头痛。
他开始不止一次向哥哥念叨：“叫爸给你治吧，我不治了。”他也不按时服药，就连去县城透析，也要母亲一再催促。他的脾气逐渐暴躁。他会斥责因为自己患病而买回鱼和鸡的母亲，“有这些钱都可以用来看病了！”
尽管如此，这个少年还是试图返回课堂。说起郜洪涛拖着浮肿的身躯带病上课的情景，郭华钊心痛不已，“他连拿书手都在抖。”两天后，郜洪涛终因体力不支告别校园。
这一走，他就再没回来。
终身遗憾 “弟弟在，可能我俩都好了”
获悉弟弟噩耗的那个下午，郜洪辉来到了弟弟坟前。
在坟地里坐着的三个多小时里，往日与弟弟相处的点滴渐渐涌上心头，他先是怪怨弟弟想不开，而后又陷入深深的自责，“我当时开导你一下就好了……”
若不是怕母亲看见伤心过度，郜洪辉真想趴在弟弟坟前大哭一场。
去年12月17日晚9点，郜洪辉被推进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手术室。6个多小时后，医生告诉郜传友：“肾移植手术很成功。”
郜洪辉恢复得很快，术后十天，他的饭量已接近透析时的水平。但这个摆脱了透析机的大男孩并不开心，他躺在床上双眼发直，心事重重。
“如果弟弟还在，我俩可能都会好的。”郜洪辉叹了口气。
1月6日，郜洪辉出院。郜传友在医院附近租了间房子，方便儿子每周复查。他们家里，除了一台破旧的冰柜、一把椅子和一张木床，再找不出一件像样的家当。
12月30日，郑廷霞来到儿子的坟前。她蹲下身，为儿子烧了纸钱，又放了串炮。
与同龄人一样，郜洪涛也曾喜欢打游戏，喜欢研究象棋残局，喜欢读《中国通史》。他会在周末替教小学的大姑把作业“批得又快又好”，也会在考试后埋怨自己“还能多考二三十分”。他也时常以接近满分的成绩憧憬未来，“考上大学”，“好好赚钱，照顾爸妈”。
在郜洪涛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母亲始终觉得，儿子只是去了远方。但事实上，那张略有涂抹却字迹工整的遗书，是这个绝望的少年，留在世间最后的祈愿。文并摄/法制晚报丽案调查工作室记者 蒲晓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