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政治与安全等综合性、全球性问题，战后形成了运作至今的联合国体系。在全球经济领域，为了管理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产生了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体系；为了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产生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系；为了促进国际性的重建与开发，产生了世界银行体系；等等。
由于历史原因，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免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冷战结束后，这样的处理和解决全球事务的制度、体系、规则、程序等所谓“国际机制”还一度出现了一波强劲的全球性扩张。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美国体系的大多数内容是在冷战期间出现的，并成为美国遏制其全球性对手苏联的努力的一部分。一旦那个对手倒下而美国成为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全球性大国，美国体系就可以成为现成的东西在全球应用……”
但是，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一整套的制度、体系、规则、程序等遭遇了普遍的质疑，推动形成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为这样的努力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变革”成为时代潮流。
“一带一路”倡议可谓生逢其时，其空前规模的新型国际合作为新型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国际体系的探索提供了广阔的实验场。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探索完全可能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果。整合国际资源，讨论并解决问题的一系列方式、规则、程序、体系不断成熟、稳定，就是一种新型全球治理模式的渐进形成。我们讨论多年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今天正发端、发展、成熟于各国人民友好合作的伟大实践之中，并必将结出变革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