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8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的，入学的时候，已经是11月份，宿舍楼前高过窗户的白杨树叶子，开始哗哗地落了。这是我第二次考进这所学院，1966年的春天，我已经接到了录取通知书，“文化大革命”来了，大学梦破灭，一个跟头去了北大荒。十二年，一个轮回，重新回到校园，一切有了新的开始。
就在刚入学不久的一个早晨，我起床后想去离我们学院不远的棉花胡同西口的早点铺吃早点。刚出学院大门，往西走没两步，看见一辆车身上印着东城区清洁队的垃圾车，正停在学院院墙根儿的两个大垃圾桶前面。我绕过车，从胡同另一侧走过去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四下张望，从垃圾车上跳下一个身穿环卫工作服的工人，笑吟吟地站在我的面前。
是秋子，我在北大荒一个生产队的北京知青兼中学同学。在北大荒，他是我们队的副队长，四年前，我从北大荒回北京，是他赶着一辆老牛车，顶着细碎的春雪，十八里地，嘎嘎悠悠的，送我到农场的场部，再搭乘汽车到火车站。四年没见，没有想到竟然在这里见到了他。
他第一句话说：听说你考进了戏剧学院，我负责你们这一片的垃圾，天天早晨从你学院门口过，心里还想着呢，没准儿哪天就能碰到你。今天，还就真的碰上了！然后，他告诉我，他刚刚从北大荒困退回到北京，街道上知青办分配工作，有几个地方可以选择，他选择了清洁队。别人都不理解，好歹在北大荒也是个干部，回到北京倒成为了工人，而且是环卫工人，整天不是早班就是夜班地穿街走巷倒垃圾。他倒没有什么心理不平衡的。他对我说，这儿工资高，每天出车还有补助。我知道，上有老下有小，他拖家带口，经济负担重。
尽管我没有说，他也还是看出来我心里的不解，替他有些不平，担心。都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家都这么劝他。他宽慰我说：哥哥放心，我在这儿干得挺好的，只要好好干，总有出头的日子。原来在北大荒我不也就是一个农工吗，好好地干，照样当了副队长。看得出，这样的话，他肯定不止一次对人讲过，什么高呀低的，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因为车在等着他，他不能多停留，匆忙告别，跳上垃圾车，把倒完的两个大垃圾桶搬下车，又跳上车，跟着车驶出了棉花胡同。车颠簸着，他扒着车帮，不住地向我挥手。秋子和我一样，一切也是新的开始。
看他随遇而安，又信心满满的，很为他高兴，也相信他的能力。那天，回到学校，坐在教室里上课的时候，我总是走神，总会想起秋子。四年前牛车上挥动着鞭子的秋子，四年后垃圾车上倒垃圾的秋子，交错叠印在一起。
我们四年没有见面，以这种方式，在这样的场合重逢，让我想起入学之前的写作考试，题目就叫做《重逢》。这样的重逢，如果换到今天，会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和心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当时，我们都很兴奋，为彼此祝福。那一份祝福，是真挚的，是难忘的。那时候，刚粉碎“四人帮”不久，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不管做什么，几乎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了盼头，脸上也露出朝气，就像他所说的，只要好好地干，总能有出头的日子。这话说得虽然朴素，却道出那时候我们所有人心底对未来的一份信心。时代的风气，吹拂起人们的心气，清新而撩人，是1978年留给我最深的感受。
四年之后，我从戏剧学院毕业，留校当老师。暑假的时候，我回了一趟北大荒，又回到我们的生产队。当地老乡都很关心知青，挨着个儿地问遍了每一个人的情况。问到秋子的时候，我告诉他们，秋子当领导了，现在是清洁队的党支部书记了。老乡纷纷说：我就是说嘛，秋子没得说，能在咱们这里当队长，领导百十号人，种上百亩的地，还领导不了一个清洁队？
那一次，从老乡家借来一台录音机，让每位老乡对着话筒，向回北京的知青说几句话，录下了一盘磁带。回到北京。我约大伙儿到我家来听老乡们的录音，秋子也来了，一件砖红色的T恤，显得人很精神。我把老乡的话带给了他。他说：当然，是咱干得好，但也是这个时代好，看到了，也看中了像咱这样好好干活的人。这叫做疾风识劲草……
大家打断他的话，纷纷开玩笑说他：行了，说你胖，你就喘，你以为是在你们清洁队开大会听你训话呢！你还劲草呢！你就是一根狗尾巴草！秋子脾气好，嘿嘿地笑着说：狗尾巴草也是草，人家能把咱这根狗尾巴草给扒拉了出来，派上了用场，没遇上这个时代能行？他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起来。1982年那个夏天的夜晚，大家笑得格外明朗。
日子过得飞快！从在戏剧学院门口遇到秋子到现在，整整四十年过去了。我们都早已经退休。去年冬天，秋子开着他自己新换的一辆SUV，带着老婆孩子，长途跋涉，一路开到海南过冬。到了三亚，发我微信和照片，得意地告诉我，他天天到海边，从渔民那里买从海里打上来的新鲜的鱼吃。想象着秋子开着自己的私家小车，从北京到南方一路奔驰的情景，不禁想起四十年前他跳上垃圾车，扒在车帮上冲我挥手的样子。不禁感慨，真的是往来千里路长在，聚散十年人不同。变化的，不仅是人，还有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