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父亲的简单叙述，我的心里仍是将信将疑，想起了当教师的父亲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为了让我们几个孩子尽可能多地学习文化知识的情景：父亲从没人去的学校图书馆里给我们找当时无人看的图书，让我们在“读书无用论”肆虐时仍有书相伴；父亲请人把贴着封条的实验室打开，请化学老师教我做小实验；父亲用牛皮纸把我们当时可有可无的作业本细心地“裱糊”；父亲还找来1974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小回潮”时第一次考试入大学的试卷，让我试着去做。
1975年我高中毕业后，在“插队”潮中按政策获得“免插”资格，进入一家大型纺织机械厂当工人。由于有打篮球的特长，我可以挑工作。尽管去厂医院当护士既轻松又干净，但父亲却坚定地让我进车间当了车工，因为护士不属于“工农兵”。在那荒唐的年代里，父亲仍顽固地保留了让我上大学的梦想，而要上大学，最起码的条件就是当过两年“工农兵”。
大学时代的孙葆丽
在轰鸣的车床旁，上大学成了我遥远而模糊的梦。两年工人出徒后，父亲希望我能上大学的梦早已被尘封了。没想到的是，在这个寒冷无比的深夜里，父亲带来的“内部”消息却使这个梦变得如此清晰。接近夜里12点了，我住的招待所里已没有床位，为不影响我明天的比赛，父亲与我匆匆告别，在四面透风的长治长途汽车站熬到天亮，然后乘车返回。
父爱如山！在那个永远难忘的寒夜里，父亲为我送来的消息，点亮了我人生的一盏灯！1977年恢复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成了我一生中永远磨不掉的印记！
作者简介：
孙葆丽，教育学博士，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东北亚体育史学会理事、中国体育史分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北京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2001年7月，赴莫斯科参加北京申办奥运会工作，获“为北京申办奥运会做出贡献”等表彰。曾任北京奥组委高级项目专家兼志愿者部培训处处长、北京奥运会会徽、吉祥物评议委员会委员等，获“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