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父子情
父亲叮嘱我当一个有文化的农民
新京报：您眼里的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
万伯翱：父亲对子女要求很严格，对四个儿子尤其严厉，他对女儿比较温情，妹妹可以在他跟前撒撒娇，哭鼻子，开玩笑，我们四个儿子从来不敢跟他撒娇，连跟他说话都有点害怕。他老了以后，就随和很多，对孙辈很和气。
父亲对我的表扬不多，我到农村去锻炼后，有次他写信告诉我，他接见了一批即将下乡的知识青年，他跟那些知识青年说，“我儿子也是知青，我为儿子感到骄傲。”父亲不轻易表扬我，我看到信后心里很高兴。父亲退休后，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你是受到周恩来表扬的模范下乡知识青年，我给你写的信最多了。”
新京报：您父亲经常教育你的话是什么？
万伯翱：父亲经常告诫我要自强自立、自食其力。18岁我高中毕业，父亲就主张把我送到乡下去锻炼，当时奶奶和母亲抹着眼泪不同意，父亲坚持要送我下乡，他说，“我就是农民的儿子，希望我的儿子能到农村去接受锻炼，在风雨中成长。”
不过父亲叮嘱我，要做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农民，他跟我说，“农村是个大学校，你可以研究植物学，你可以研究养殖业，你喜欢写作，下乡丰富生活阅历，一样可以成为作家。”临走时，他送给我一本很厚的笔记本，他在首页题字：“一遇动摇，立即坚持”，我至今还保存着这本笔记本，里面我写满密密麻麻的文字。
新京报：您到农村一呆就是十年，是不是吃了很多苦？理解父亲的做法吗？会不会想：“我是高级干部的孩子，还要吃这样的苦”？
万伯翱：我到农村去就带着三件东西：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部队发的一床补满补丁的旧被子，父亲穿了多年的灰棉袄，还有15块钱。我就这样到了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农村的生活是艰苦的，有时睡的是50人的草屋大通铺，要到一里多地外担水吃，吃的是红薯加咸汤，我正在长身体，吃不够。和大伙一起干活，有时顶着快40℃的高温、毒辣太阳给果树喷农药，风一吹满身都是农药。累也不能吭声。
要说我刚开始没有想法是不客观的，苦的时候累的时候我会想北京的同学在城市过轻松日子，凭什么要放我一人到穷乡僻壤来锻炼。但父亲给我写信，鼓励我要好好向农民学习，加强锻炼。我很快融入农民的生活，1963年，《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市委书记的儿子参加农业劳动”报道了我下乡锻炼的事情，周总理在首都应届中学生毕业代表大会上，把我称为干部子弟下乡的典型。能得到周总理的表扬，我很自豪。我就在农村扎下根来，一干就是十年。
新京报：这十年的知青生活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万伯翱：我想我达到了父亲的期望，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我也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分子。长期的磨练，丰富了我的阅历，农村生活也给我提供了大量的写作素材，后来我真的成长为作家。父亲有次对我说，“我年轻时的愿望也是当作家，没想到我们家还真能出个作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