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调查，您在1993年买户口时，政府政策允许户口农转非，通过交纳一定费用即可办理。”“宜阳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在网上回复中这样表示。
据了解，上世纪80年代，国务院办公厅曾下发《关于制止一些市、县公开出卖城镇户口的通知》，指出一些省的市、县政府以“集资办农业”、“振兴经济”等为名，公开标价向群众出卖城镇户口，国务院对这一错误做法予以立即制止和纠正。此后，公安部等部门也分别于1992年、1994年两次发出通知，重申禁止买卖城镇户口。
这场发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买卖户口风波显然留下了隐患。据《新文化报》2009年报道，一名在逃杀人犯在吉林省靖宇县化名办理了户口，成功躲避近10年的追缉，甚至一度出国打工。报道援引靖宇县警方的消息称，上世纪90年代，靖宇县有个规定，每个民警都有10个卖户口的指标任务。“他(即涉案民警)当年在靖宇县受人委托为姜振林(在逃杀人犯的化名)办理了户口和身份证，收了1300元，其间并未见到姜振林本人”。
报道称，1993年，靖宇县刚开始卖户口时，3000元一个，200多个民警很快完成了指标任务，卖了几百万元，“后期就随便办了，多卖还有提成”。
《新京报》2011年也报道，湖北省郧县在上个世纪90年代购买“农转非”户口的人达一两万个，收入达两千多万元。一些人因为购买了空地址户口，无法领二代身份证。
记者发现，网上亦有不少网友反映，在户籍管理全国联网之前，他们出于种种原因在两个地方上了户口：有的是购买城镇户口后未在农村销户，有的是从农村到城市就业未注销农村户口，有的则是在办理城镇户口时又在第三地办理了农村户口。现在，他们抱怨，在享受福利方面遇到一些难题。
应强化伪造、变造证件的法律责任
“其实，户籍本身只是统计人口的管理手段，不应与利益纠缠在一起。如果不与利益纠缠在一起，它便只是一个管理工具，也就不会引发多户籍的现象。”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姚秀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姚秀兰研究了自先秦以来的户籍法律制度。虽然暂未掌握一人拥有多户籍的史料，但她发现了一些脱漏或篡改籍注的情况，譬如，将贱籍改为民籍，将庶籍改为士籍以入仕，中户改为下户以逃税等等。
她认为，在农业社会的政治控制和社会管理下，不同阶层的人享有的权利不同，因此容易产生篡改户籍的情况。现在，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教育机会不均，户籍管理同样与诸多利益捆绑在一起。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曾对媒体表示，滥用户籍现象有四点原因，其中之一也是“政府错误地用户籍、身份这些公共信息管理手段来限制人口流入、分配紧缺资源、赋予特殊权益”。与此对应的，公众会为了在读书、就业、住房、社会福利等各方面获取更多利益而“巧立名目”，“生发立户、分户、迁出、迁入、结婚、离婚等各种行为”。
“从官到民、自上而下的多层次的不尊重、不遵守甚至滥用，是中国户籍管理的最大危机。”王太元说，违法犯罪者利诱或者威逼管理户籍的官员渎职，管理户籍的官员贪图私利、渎职枉法，这些也是户籍管理之乱的原因。
姚秀兰说，在历史上，篡改户籍的违法成本非常大，一旦发现，涉案当事人、官吏都要面临严厉追究，“唐律对这种罪名即有明文规定”。
褚宸舸表示，其实，我国对居民身份证的法律规定已较为详尽，“出台了《居民身份证法》，刑法也有'伪造、变造身份证罪'。就目前情况来看，违规办理的情况还比较普遍，说明公安系统内部的监督还不够，有些人勾结起来办证，导致问题很难被发现，除非出了事”。
姚秀兰说，历史上，一些朝代曾建立户籍审查机制，即户籍册登记各项内容与本人核实的制度。例如，汉代法律规定，每年八月进行一次“案比”，官员需逐户进行户籍比对，核实画像、皮肤、身高等内容，打击脱漏户籍、隐匿不报或报而不实的行为，提高违法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