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尚且如此，更多“支宁人”去往的是更为艰苦的固原、石嘴山等地，有些地方偏远，不通公路，还得换乘马车、驴车才能到达。
来自浙江嘉兴的梅曙光，年仅6岁时父亲因抗日牺牲，懵懂的他只知自己成了孤儿。“长大后，我才逐渐明白了父辈的家国情怀，那是一种‘义无反顾’的情感。”十几年后，梅曙光也做出了自己的抉择。1959年从北京林业学院毕业后，他来到了“进了林区却不见林子”的六盘山区。
艰苦奋斗：在荒滩上创奇迹
“支宁人”迅速充实到各行各业，凭着战天斗地的精神，排除万难，为宁夏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民以食为本，可当时的银川平原，多是冬春白茫茫、夏秋水汪汪的盐碱滩。“种子挖出来尝一口，又咸又硬。”戈敢说。被称为“土壤癌症”的白僵土是最难改良的土地，曾被外国专家断言“改良这种土地不是我们这代人能办到的事”。
戈敢在内的科研人员没有退却，迎难而上。从1962年开始，戈敢与农业研究所的同事，先后赴河北唐山、辽宁盘锦考察。他们反复试验，大胆提出“挖沟排水”和“种稻洗盐”的方法，开启了三十年轰轰烈烈的盐碱地改良工作。参与改良的还有大量垦荒的支宁青年，他们或住在四处漏风的土坯房中，或挤在冬冷夏潮的地窨子里，烈日当空挥镰割麦，披星戴月蹚水背稻。
在支宁青年和各族群众不舍昼夜的努力下，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变成了稻菽浪涌的万顷良田，“银川”变成“米粮川”。
在火热的“三线建设”中，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无疑是典型代表。这家企业的前身是1965年从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迁建到宁夏石嘴山市的905厂，随之而来的还有大量科研人员。“一家企业拥有四五百名科研人员，这在当时的西北是非常难得的，更难得的是他们来自全国70多所高校。”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季麟回忆说。他于1970年分配到这里，在国外企业严格封锁相关技术的情况下，他和其他科技人员不断攻关，终于使钽铌铍材料加工达到世界级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