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原因，这项工作走走停停，戴逸对清史的研究却从来没有停下。即使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停校的几年，运动风潮四起的时候，他还写了《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当年没有人愿意研究清史，因为一说到清朝，就和民族的伤痛联系在一起。五次对外战争，每次都割地赔款，损失惨重。提到清朝，似乎就是腐败的代名词。”戴逸说，“但是，我国本来就有易代修史的传统，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清史的资料在当年同样充满变数，连原始档案都差点付之一炬。上百年的档案由于宫内库房的倒塌差点儿被直接送往造纸厂，“当年很少有人懂得这些文件的重要性，外国人也没有兴趣，因此在一次次浩劫中幸存了。在运往造纸厂的途中，被一位爱国志士以4000块大洋的价格买了下来”。
这些资料整整放满了五层楼的楼房。清朝近300年出版的典籍就四十几万种，目前研究出版了4万余种，800余册。戴逸和修订清史的工作人员把清史分为“民族、宗教、科技、典籍”等几个部分，完成了105册送审文稿共计3000余万字，预计今年出版问世。
戴逸从清朝的起源讲起，“女真族的一支建州女真”，一直讲到近代史的跌宕起伏，讲到今天的新生活。他讲到了乾隆时期我国3亿人口，占世界GDP总量的三分之一。讲到了近代史“每战必败又屡败屡战”的民族精神。
“这是受欺负的历史，又是启蒙的历史、觉醒的历史、奋斗的历史。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戴逸说。讲到这里，采访也接近尾声了，张自忠路的平房门外，阳光正好，这故事仿佛穿越了300年的时光，有些沉甸甸的。
戴逸是《光明日报》的老作者，从20世纪的《史学》版开始，新作就不断问世。他说，他也是《光明日报》的忠实读者。他的家里订阅了两份《光明日报》，“一份是用来看的，一份是用来收藏的。”这拳拳之心更让我们感动，“从《光明日报》，我可以感受到新中国的脉动。”戴逸说。
《光明日报》（2019年03月25日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