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上草帽，扛起锄头，背上竹篓，在海拔1800多米的田间地头播种、除草、浇水……这是比利时前驻华大使奈斯在云南昆明市东川区园子村的日常生活。奈斯在中国生活了23年，其中8年住在乡村。

东川区曾是昆明市唯一的深度贫困县。奈斯2012年搬到园子村时，他住的房子没通自来水，从昆明市区到村里要5个小时。现在，随着公路建成，车程缩短到2个半小时，村里的危房得到改造，村民家中接通宽带。

村民们走出大山的同时，越来越多游客来到园子村，村民多了增收途径。奈斯常与驻村的扶贫干部交流如何发展农业、旅游，很敬佩他们。

“得益于这些驻村干部的勤奋工作，中央政策得以快速有效落实，这是中国的制度优势。”奈斯说。

2018年春天，北京中南海，一间会议室。

华北某省的书记、省长，坐上了“被约谈席”。

为压实责任，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下脱贫攻坚“军令状”。最终考核分4档：“好”“较好”“一般”“较差”。华北这个省因为“差”，被约谈。

随后一年，这个华北省份正视问题，狠抓脱贫攻坚落实，当年考核由“差”转“好”。

不仅省部级领导被党中央约谈，脱贫攻坚的“一线指挥官”县委书记也曾被党中央直接约谈。

2020年4月13日，中西部11个省区24名县委书记被约谈。

“约谈既是督战和加压，也是信任和加油。”主持这次电视电话约谈会议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说，要较真碰硬整改问题，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切实担负起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政治责任。

“利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优势和严格的监督考核，是中国精准扶贫壮举背后的制度原因之一。”印度汉学家、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狄伯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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