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式腐败’用亲情捆绑利益，把‘以权为公’变成了‘以权谋私’。对公共资源的挤占加剧着两极分化，也加剧了社会不公平感。”林喆教授总结。任建明认为，治理家族贪腐更迫切的动力在于，其泛滥会侵蚀公众的反腐信心。“如果大家都失去信心，反腐会越来越难。一些人就会利用各种机会，参与到腐败中来。”
如何破题？受访专家开出的“药方”并不新鲜——“主药”还是官员财产公开制。
“但是，一要强调公开以家庭为单位，二是必须把规则细化、细化再细化，直到能执行得下去，能监督得起来。”任建明表示。
肖云忠教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从中央到地方，监督官员权力的制度并不鲜见，但家属的介入，往往构成对监督之眼的“规避”。
比如2009年9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严格要求自己和配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依纪依法查处和整治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便利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完善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等。
“但是，当官员家属为不义之财‘暗度陈仓’，或是‘借名敛财’时，却缺乏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去发现、惩处这些家属。”肖云忠认为，如果不将领导干部及其家族成员始终置于一种透明状态中，“官员总有渠道藏匿财产”的公示制度，必将形同虚设。
他建议，由纪检监察机关和党委组织部门“理清”官员的家庭成员及人情关系，是破题的第一步。“作为监督干部的重要方面，纪委对官员社会关系应该有一个审查。一般老百姓不知道，但组织应该知道，这应该作为重点监督的领域——督促官员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人。”肖云忠说。
记者检索发现，对官员家属的监督，深圳市早在2005年就进行过有益探索。该市分级建立了电子数据库，加强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的监督，迄今至少已完成了对全市5000多名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的填报登记工作。
“然而，即使所有的领导干部都登记了配偶、子女的从业情况，谁又能保证其真实性呢？即使登记的内容都是真实的，又如何监督他们？谁去监督他们？”也有网民这样质疑。
林喆教授提示，这的确反映出遏制家族式腐败的更深层问题——拿什么让官员家庭的财产申报，真正具有执行力和约束力？
“如果财产申报既不公示又不检查，即使扩展到了家庭成员，也发现不了问题。”林喆说，要使当前的规定具有可操作性，至少应增加四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监察，由相关监察委员会联合银行等，负责审查申报表是否真实；第二个环节是公示，将申报内容在同级间公示，同级收入差不多、又有竞争关系，容易发现瞒报、漏报和谎报；第三个环节是惩处，一旦发现有违规行为，严格按党纪政纪处理；第四个环节是建档，即建立官员诚信档案，如有谎报等行为便一一记录在案，供提拔时参考。”
在林喆看来，如能按照这四环，年年申报、年年监察、年年公开，“慢慢地，官员会把申报个人财产看作很自然的事。”
“在此基础上，让官员家人及其财产也走到阳光下，接受群众监督举报，才有可能一步步实现。”林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