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基层治理其实是存在大量灰色地带的，靠制度解决不了，得依靠官员的主观能动性。

如此一来，基层官场和地方市场之间，就存在一个广阔的“议价空间”。当一个没有私心的官员去议价时，可能是一个敢于担当的好官员；但当一个有私心的官员去议价，哪怕是有公共利益的保护，也很容易在有意无意间成为“保护伞”。

因此，“保护伞”的级别和规模，和黑恶势力的组织程度，往往相辅相成。

通常情况下，黑恶势力垄断的领域越多，组织能力越强，保护伞就越大，“保护伞”内部的组织规模也越强。

一旦一个地方的政治社会生态灰化，就会形成恶性循环。某种意义上，这种地方其实已经很难自我清理。因此，多数涉及面广的“保护伞”，都是在中央督查组的督查之下遭受打击的。

例如，今年4月，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的云南昆明“孙小果”案，就是中央扫黑除恶第20督导组下沉至昆明督导期间打掉的。该案情节时间跨度长，案情离奇，这让我们不得不猜想，其背后的关系网和“保护伞”会不会也是集团性的？

文/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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