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石一枫点出了文学典型的定义——一定是贯入作家的理想和价值观，贯入一种世界观，这样的文学人物才带有整体性，才具有启示性的意义。他谈到，“我们在今天北京这样一个话语环境、文学环境下写人物，如何写出属于北京的、属于今天中国的、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冉阿让，我觉得是很高的挑战。最后总结来说，对北京文学我有一个感觉，像老舍先生这种北京标杆性的作家，之所以比较伟大，我们说他是伟大的作家，肯定不是因为他写出了小羊圈胡同，我觉得他还是写出了《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这样的作品，他关注这个国家最关注和迫切痛感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北京文学、北京人物，我们同时要看到它是中国的文学和中国的人物。”
青年作家文珍认为，“讨论北京文学中的人物，可能跟北京这座城市密切相关。北京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完全没有绕开的地理符号，对外省青年来说永远造成的一种魅力，他们需要来到这里，他们需要留下来，但是他们不是在这生活的。北京作家笔下的外省青年和来到北京最后变成北京的创作者的一部分中的人，看到的东西和写出来人物的那种痛感和他整个的视角是不太一样的。”
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副研究员、著名评论家岳雯是第二次参加十月文学月举办的高峰论坛活动，她认为，北京文化赋予典型人物的规定性，所以这些人物某种程度上可能是相似的，或者他们本身被北京文化局限着。新的时代很重要的特征是新和旧以一种极其缠绕和复杂的方式纠葛在一起，新的东西、新的人物野心勃勃，似乎在大的城市寻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旧的人物有自己的处事尊严，跌破底线的事不能干，今天当不同作家写不同人物的时候，可能寓意着今天这个新和旧在不停纠缠的时代，处于新旧之间的人物也许也是我们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