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改革开放40年——北京文学的变化与发展”第三届北京文学高峰论坛在京举行
10月12日，“第三届北京文学高峰论坛：改革开放40年——北京文学的变化与发展”在京举行。图为王升山、张守仁、杨晓升和李朝全（从左至右）
10月12日上午，北京作家协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十月》杂志社、十月文学院联合举办了“第三届北京文学高峰论坛：改革开放40年——北京文学的变化与发展”主题论坛活动。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阎晶明，北京出版集团总经理曲仲，著名文学评论家梁鸿鹰、李朝全、张守仁、李林荣、刘大先、张莉、岳雯，著名作家徐剑、长江、宁肯、周晓枫、徐则臣、石一枫、文珍以及北京作协副主席王升山、《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主编杨晓升、《十月》主编陈东捷等出席论坛。论坛回顾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北京文学成就，就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文学的变化发展主题，从“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北京文学成就”、“改革开放40年北京文学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回顾与思考”、“改革开放与北京文学中的典型人物”、“新时代、新北京、新写作”四个方面分别深入探讨。此次论坛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主持。
【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北京文学成就】
北京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当代文学重镇。改革开放40年来，北京先后涌现出了王蒙、汪曾祺、林斤澜、刘绍棠、张洁、霍达、凌力、张承志、陈建功、史铁生、刘恒、曹文轩、叶广芩、宁肯、徐则臣、石一枫等一大批文坛著名作家。他们的文学成就不仅写进了不同版本的文学史，重要的是他们仍有力地昭示后来者的文学方向：他们既是中国文学的收成力量，又是中国文学的巨大的变革力量。正因为有了他们，当下北京的文艺创作才如此地纷繁和丰富。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阎晶明在致辞中首先对本次论坛的举办给予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北京文学在改革开放40年来的文学成就，尤其在对社会和现实的敏锐反应和宽广视野以及对中国当代文学引领上的突出作用。还对未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寄予热切的期望，他说，“中国文学在繁荣发展的大格局中，亟待出现大作品，出现可以全景式展现一个时代的生活画卷，反映一个时代的发展趋势，书写一个时代人们的情感、观念变迁的大作品。但大作品并不是题材越大越好，关键是小中能不能见大，大中能不能保持鲜活。源于生活本身就很难做到，高于生活更难做好。如何实现，如何突破，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需要我们在理论上深入思考，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去做出精彩回答。”
原《十月》副主编、著名评论家、编辑家张守仁讲到，“改革开放以来，北京迎来了文学繁荣的局面，个人认为汪曾褀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家，他的《受戒》等作品与曹禺的《雷雨》《北京人》，老舍的《茶馆》《骆驼祥子》一起记在北京文学的史册。他写平凡人物的日常生活，他的笔端带着温暖，把人物关系处理的很温情、清淡、自然，避开喧嚣和烦恼，生活气息很浓，有很深的文化意韵。他写凡人小事、乡情民俗，集中体现了民间底层的人心、人情、人道，这些都是文学场中的主要源泉。他的作品具有持久的艺术价值，我认为是北京文学的一个高峰。”
《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主编杨晓升在讨论中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和思考，他认为“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文学成就，不仅仅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当下北京地区文学创作存在的不足。如根据最近北京本土文学创作人才的调研结果，就中短篇小说创作而言，北京本土原创文学创作队伍存在一定程度的青黄不接，创作人才结构不够合理，创作资源也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另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提京味文学，与现在北京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北京状态没有契合。当下作品还没有正面地或者深刻地反映北京作为世界级的国际大都市的生活，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和面对的现实问题。”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评论家李朝全在发言中讲到，“北京文学是与大时代同行、与改革开放同行的一种文学。它具有变革和创新性，每个阶段都有代表性作家、标杆性的作品崛起。它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各种体裁门类，各种写作形式都取得丰收，北京地域特征、地域特色、地域文化得到了彰显。我认为最难能可贵的是北京文学改革开放40年最大的成就是回到文学本身，文学的回归，回到人学”。他还特别提到了北京作家群体梯队很突出。从30年代出生的张洁、王蒙，一直到70后、80后的徐则臣、石一枫、张悦然等等，一大批作家让人们看到北京文学充满生机和无限活力，北京文学高峰的到来非常值得期待。
北京作协副主席、秘书长王升山谈到，北京文学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这里不仅有北京本地人对北京人情风俗持之以恒的书写，也有很多作家离开原来的故土，来到北京开始重新书写，以他者的眼光给北京带来不同纬度的视野。改革开放以来，当代北京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元的文学图景，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力量在这里执着坚守、孜孜探索、开拓创新。从汪曾祺、邓友梅、林斤澜，再到肖复兴、叶广芩、刘恒、王朔……北京城在变，书写北京城的作者在变，作者笔端的北京城亦在变，北京的包容促进了北京文学的多样性发展。
【改革开放40年北京文学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回顾与思考】
10月12日，“第三届北京文学高峰论坛：改革开放40年——北京文学的变化与发展”在京举行。图为宁肯、梁鸿鹰、李林荣和张莉（从左至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全方位发展，北京作家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更是书写者。在文学创作中，现实题材创作一直代表着中国新文学的最高成就，现实主义创作一直真实记载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变革和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奋斗，同时也切实反映出中国作家对社会发展的热切关注和当代文学在艺术上的革新进步。围绕“改革开放中北京文学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回顾与思考”，与会专家就这一话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表示，在文艺创作多元多样的当今时代，北京文学要想推出更多好作品，实现由“高原”向“高峰”的转变，就必须坚守和发展现实主义精神，回到对文艺规律的遵循，回到对现实主义基本法则的重新强化上来，这包括如何增强现实主义的勇气、如何处理好自我与客观的关系，乃至如何处理好大与小、虚与实的关系等。
北京第二外国语文学院教授、评论家李林荣则着眼于今天文学话语如何参与到社会发展过程当中来，包括文学层面各个角度的人都期待中国现实生活新一个阶段，在新时代条件下向前发展，怎么样参与到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来。另外一点是现实主义话语怎么和其他话语对话，是简单追随还是展开实质性对话，甚至进行争辩和补充。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评论家张莉认为在现实主义创作中，作家如何把“个我”写成“公我”，意味着在抒情的现实主义写作里能否达到共振的效果，写出一代人、一群人的心之所愿和心之所向。把对现实的理解力与中国人的表达方式完美结合起来，“个我”和“公我”达到高度契合的时候，创作的作品才可能与时代共振，才有可能是现实的，其次是抒情的，最后成为优秀作品。
作家宁肯分享了自己的创作体会，“从《蒙面之城》《沉默之门》《环形山》到《天·藏》等作品，我在闷头创作的同时也关注现实，我认为现实主义创作的精髓就是要如实地反映生活。当然它不是简单地反映，它也需要提炼一些典型的东西。现实主义要求真实，所谓真实，就是要和现实特别像，是对现实的仿真，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创作方法。实际上，中国的现实已经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我们不能用一种方法来面对我们的现实。”
【改革开放与北京文学中的典型人物】
10月12日，“第三届北京文学高峰论坛：改革开放40年——北京文学的变化与发展”在京举行。图为刘大先、石一枫、文珍和岳雯（从左至右）
人是时代与社会的载体，当作家以审美方式突出人文涵养，在情感、伦理层面进行新史诗书写时，其核心在于塑造出新时代人物形象。北京文学中曾涌现出许多典型人物形象，如《骆驼祥子》中的祥子、《茶馆》中的王利发、《如意》中的金绮纹，这些都离不开老舍、刘心武等老一辈作家的努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刘恒、叶广芩、王朔、徐则臣、石一枫等新一代作家的成长和发展，北京文学中逐渐出现了更多新的典型人物形象，他们为新时代北京文学的发展贡献了新力量。
青年评论家刘大先表示，“文学典型形象对于任何一个文学史的书写来讲，是靠各种人物形象串起来的。我认为真正意义上文学典型的心智有三个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由王朔的“顽主”型。第二种是厚重传承积累类型，如叶广芩以《采桑子》为代表的一系列中篇小说组成的大宅门里面的人物。第三种是新世纪以来所谓的异乡人，如刘庆邦的《红煤》宋长玉等。在穿透日常的迷雾，接榫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形成新人的典型形象，在形象中透视出时代的内涵与精神、未来的走向与趋势。”
青年作家石一枫点出了文学典型的定义——一定是贯入作家的理想和价值观，贯入一种世界观，这样的文学人物才带有整体性，才具有启示性的意义。他谈到，“我们在今天北京这样一个话语环境、文学环境下写人物，如何写出属于北京的、属于今天中国的、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冉阿让，我觉得是很高的挑战。最后总结来说，对北京文学我有一个感觉，像老舍先生这种北京标杆性的作家，之所以比较伟大，我们说他是伟大的作家，肯定不是因为他写出了小羊圈胡同，我觉得他还是写出了《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这样的作品，他关注这个国家最关注和迫切痛感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北京文学、北京人物，我们同时要看到它是中国的文学和中国的人物。”
青年作家文珍认为，“讨论北京文学中的人物，可能跟北京这座城市密切相关。北京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完全没有绕开的地理符号，对外省青年来说永远造成的一种魅力，他们需要来到这里，他们需要留下来，但是他们不是在这生活的。北京作家笔下的外省青年和来到北京最后变成北京的创作者的一部分中的人，看到的东西和写出来人物的那种痛感和他整个的视角是不太一样的。”
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副研究员、著名评论家岳雯是第二次参加十月文学月举办的高峰论坛活动，她认为，北京文化赋予典型人物的规定性，所以这些人物某种程度上可能是相似的，或者他们本身被北京文化局限着。新的时代很重要的特征是新和旧以一种极其缠绕和复杂的方式纠葛在一起，新的东西、新的人物野心勃勃，似乎在大的城市寻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旧的人物有自己的处事尊严，跌破底线的事不能干，今天当不同作家写不同人物的时候，可能寓意着今天这个新和旧在不停纠缠的时代，处于新旧之间的人物也许也是我们的命运。
【新时代、新北京、新写作】
10月12日，“第三届北京文学高峰论坛：改革开放40年——北京文学的变化与发展”在京举行。图为徐则臣、长江、周晓枫和徐剑（从左至右）
作为中国首都，北京的改革开放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北京文学的创作成就也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北京作家牢牢把握北京作为中国政治、文化、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中心的特点，将时代特色与北京元素结合，书写了一个个精彩纷呈的中国故事。新时代，北京发生了许多新变化，人民的生活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深刻变化，写作要紧跟时代的发展，不负时代，创作生产出更多的优秀作品。专家们就“新时代、新北京、新写作”这一话题积极献言，共同为促进北京文学在新时代的发展建言献策、辨明方向，推动北京文学实现从“高原”到“高峰”的突破。
青年作家徐则臣则坚信，新时代对作家来说是个好契机。他强调，“立足于既有北京的写作和观察，又要放眼到大的时代、大的背景下来看。在今天整个中国范围内，或者全球化的范围内，我们如何看待北京，如何来书写北京，书写人跟北京的关系，以及北京跟这个国家、跟这个时代、跟全球各个国家、各个城市之间的关系。”
青年作家周晓枫在发言中谈到了自己的感触，“生活在一个时代也好，作为写作者，无法逃离或者无法不受熏陶的去写作，那未必是好的事情。但是就像公历和农历，公历是真正共享的。还有一个农历的时间，它看起来是隐蔽的，但是它和天、地，和天地之间的种植，和你内心的情感有重要的联系。一个写作者，不管是跟时代的要求也好，跟现实主义的概念也好，包括北京文学的定义也好，任何时候你都生活在双重的时间里，你永远要珍惜你自己那种隐秘的农历时间，你表达出来的东西才有可能达到诚恳，诚恳才有真正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这种良性的关系才能保持你内心的丰盈和笔力的强劲。”
报告文学作家长江认为，“作家要脚踏实地，如果不沉下心来真正走到田野、真正进入到北京，真的就不太敢提笔，在写作过程当中不能让自己限在个人的偏见貌似对生活很了解，给自己挖的陷井里面，真的第一步，无论写什么，先要学什么、先要懂什么。”
作家徐剑认为文学作品中一定要有中国气派。他说，所谓中国气派就是一种“上古的正大气象”，承载这种气派的是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思想底蕴，它犹如一口深深的人类精神之井、思想之泉，令中国作家淘之不竭，取之不尽。作家必须从最真实的生活出发，深深地淘一口新史诗的世相之井、情感之井、精神之井、文学之井”，才可能创作出符合时代精神、具有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