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阎晶明在致辞中首先对本次论坛的举办给予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北京文学在改革开放40年来的文学成就，尤其在对社会和现实的敏锐反应和宽广视野以及对中国当代文学引领上的突出作用。还对未来中国文学的发展寄予热切的期望，他说，“中国文学在繁荣发展的大格局中，亟待出现大作品，出现可以全景式展现一个时代的生活画卷，反映一个时代的发展趋势，书写一个时代人们的情感、观念变迁的大作品。但大作品并不是题材越大越好，关键是小中能不能见大，大中能不能保持鲜活。源于生活本身就很难做到，高于生活更难做好。如何实现，如何突破，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需要我们在理论上深入思考，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去做出精彩回答。”
原《十月》副主编、著名评论家、编辑家张守仁讲到，“改革开放以来，北京迎来了文学繁荣的局面，个人认为汪曾褀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家，他的《受戒》等作品与曹禺的《雷雨》《北京人》，老舍的《茶馆》《骆驼祥子》一起记在北京文学的史册。他写平凡人物的日常生活，他的笔端带着温暖，把人物关系处理的很温情、清淡、自然，避开喧嚣和烦恼，生活气息很浓，有很深的文化意韵。他写凡人小事、乡情民俗，集中体现了民间底层的人心、人情、人道，这些都是文学场中的主要源泉。他的作品具有持久的艺术价值，我认为是北京文学的一个高峰。”
《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主编杨晓升在讨论中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和思考，他认为“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文学成就，不仅仅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当下北京地区文学创作存在的不足。如根据最近北京本土文学创作人才的调研结果，就中短篇小说创作而言，北京本土原创文学创作队伍存在一定程度的青黄不接，创作人才结构不够合理，创作资源也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另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提京味文学，与现在北京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北京状态没有契合。当下作品还没有正面地或者深刻地反映北京作为世界级的国际大都市的生活，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和面对的现实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