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标普宣布将中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A-降至A+，展望调整为“稳定”。随即，财政部在22日做出回应：标普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标普与惠誉、穆迪并为全球三大评级机构，去年3月2日，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之后，3月31日标普也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至负面。当时标普给出的下调理由是，中国经济再平衡的推进可能慢于之前的预期，中国政府和企业杠杆率将恶化。
这一次，标普再次把矛头对准了债务风险——中国长时间的强劲债务增长增加了经济和金融风险，尽管信贷增长助推实际GDP强劲增长和资产价格上升，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金融稳定性。
针对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财政部给出了明确回应：面对经济增长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的变化，中国政府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长基础更加稳固，经济增长质量进一步提升，在这样的形势下，标普调降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令人费解。
财政部认为标普关注的信贷增速过快、债务负担等问题，多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老生常谈”，这种看法忽视了中国金融市场融资结构的特点，忽视了中国政府支出所形成的财富积累与物质支撑，很遗憾，这是国际评级机构长期以来所持的惯性思维与基于发达国家经验对中国经济的误读，这种误读也是对中国经济良好基本面和发展潜力的忽视。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赵全厚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应该看到中国GDP增速属于中高速增长，中国正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在产业及结构调整方面，夯实了经济基础，中国经济已经蓄势待发；特别是中国高新技术从研发到应用的速度已经大大加快，开始呈现井喷之势，这都是中国经济向好的明显表现。“从债务率的情况来看，可能有些相对比较高，中国的很多债务属于资本性投入为主，这就意味着资本的积累是很庞大的，有庞大的政府资产，而西方以福利性债务居多。中国基础设施服务投入居多，也能促进经济的更快发展。中国还处于建设期，很多债务属于资本性投入期，无论是标普还是穆迪看中国问题过于表面化，没有深入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质。”赵全厚对经济观察报变表示。
下调评级
这不是国际评级公司第一次下调中国政府评级。
今年5月，穆迪也曾宣布将中国的评级由Aa3下调至A1，展望从负面调整至稳定，一度引发业界热议。对此，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仍然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充分显示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正在不断显现。而随着“放管服”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一带一路”建设扎实推进，新动能培育与传统动能改造提升协同发力，中国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在此之前的2016年3月2日，穆迪最新报告确认中国政府债券的AA3评级，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穆迪称，下调因中国财政的持续疲软，这反映在不断增加的政府债务水平之中。当时，穆迪还连续将中国38家国有企业及授予评级的子公司、25家金融机构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
3月2日当天，新华网随即发文反驳了穆迪的说法，称此番穆迪下调中国评级展望的操作反映了一些海外机构对中国经济的某种习惯性看空。这种误读在于缺乏用动态和发展的眼光看中国财政的稳健度。西方评级机构的信誉早已备受质疑，其权威性和重要性均在下降。
文中称，长期以来，西方评级机构把持着信用咨询市场的垄断地位，利用信用评级对西方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一褒一贬，人为制造“融资剪刀差”。穆迪评级有失公允，存在严重的滞后性，并且缺乏前瞻性。
在2016年3月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提问环节上，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向时任财政部长楼继伟问道，中国评级被下调，是否会影响亚投行？楼继伟表示，注意到了评级的调整，但市场上并没有因此使得和中国主权债有关的指标发生变化，比如离岸人民币不跌反涨，也没有资金做空中国，至于和评级机构沟通，我们不用给他们拜码头。
中国经济情况如何？
在中国经济出现各项向好转变的时候，下调主权债务评级，确实令人费解。
税收数据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国家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副司长郑小英在7月20日的国家税务总局举行的新闻通报会上表示，上半年与经济运行密切相关的税收指标明显好转，反映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成效，经济形势稳中向好。
今年上半年税收数据显示，第二和第三产业税收增长较快，这表明经济结构在持续优化。这背后是多重政策效果的叠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营改增释放税收红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产业税收收入占全国税收的比重达到了57.6%，比2016年提高1.1个百分点，这也说明中国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第二产业税收收入也由去年的下降，转变为今年上半年较快增长，反映出实体经济在逐步好转。”郑小英说。
财政收支数据也在转好。今年1-8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9.8%，比上年同期加快3.8个百分点；全国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3.1%，高于收入增幅3.3个百分点，为经济平稳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财政部对财政数据给出的解读是：在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驱动下，财政收支形势趋好。
对于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中国财政部一直严加管理，2017年先后出台了“50号文”以及“87号文”。“50号文”是指，2017年5月财政部等六部为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2017年6月，财政部下发《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这份通知被称为“87号文”。
中财-鹏元政府投融资研究所执行所长温来成告诉经济观察报，现在国际评级有很大分歧，财政部坚持自己的口径，评级公司有自己的口径。“特别是平台的债务，按照中国现行法律属于企业债，但是国外的三大评级公司认为这属于政府债务。这几年中国对地方债务一直是严格管理，对于违规举债的行为严厉查处，整体上对地方债务的管理是有效的。”温来成说。
财政部在9月22日的回应中表示，信贷增长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及融资结构等的综合反映，受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历史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不同经济体的融资结构本身存在较大差异，客观上会使货币信贷呈现不同的水平，不具有直接可比性，应结合一国实际具体分析。长期以来，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居民部门的储蓄大量通过金融中介转化为企业部门债务。高储蓄支撑了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银行贷款一直在全社会融资中占据主体地位，只要审慎放贷、强化监管，防控好信用风险，完全可以保持好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