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梓木大惊，照这个势头继续亏下去，“13亿准备金，过不了几年就得亏个干干净净。”
王梓木还记得当初下海创办公司之时，他曾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汇报。总理问他：“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办公司？资金从哪里来？” 王梓木列了一堆理由，并且列了股东名单。朱镕基回答说：“这不都是国有企业吗？国有企业赚钱也不容易，你别以为国有企业的钱都是天上掉下来的。”
2000年初春，华泰管理层在香山开会，王梓木在会上正式提出“不以保费论英雄，要以质量效益论高低”。这意味着华泰将踏上一条当时企业鲜见的“质量效益型”增长路径。会议开得很热烈，但时任总经理不同意这个做法，理由就是按照保险行业以往多年的经验，做企业，尤其是保险业，首先肯定要上规模。只有规模上去了，公司才有可能很快做大、做强。至于保险公司的利润率，还不到关注的时候。
事实上，追求速度是大多数企业在原始积累时期选择的增长方式。在企业发展路径选择上，规模和利润之间历来就存在一个悖论。尤其是在市场开疆拓土的“蛮荒”时期，先上规模就意味着占据市场份额优势，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这几乎是绝大多数企业的第一选择。这类企业通常在实现规模扩张以后再转而追求效益增长。首先上规模的优势之一，固然是笼络大量客户和占有市场份额，但缺点却也十分明显，那就是企业最初就打上了粗放的烙印，很难实现向利润增长的成功转型。
选择利润成长型的缺点，则是企业紧盯着利润本身，规模始终上不去，这个过程中失去的市场份额，后期很难快速追上去。
王梓木最后力排众议，选择了一条“很少人走的路”。这一年，华泰收缩规模，砍掉了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员，搬走了带来严重亏损的应收保费、未决赔款和汽车信贷保险这“三座大山”。华泰的“质量效益型”后来成为中国保险业转型的典范，华泰保险通过内生积累的方式演进为一家包括财险、寿险、资产管理和基金公司在内的综合金融保险集团。
这样出人意料的选择自然和王梓木的人生经验有关。相比冒险、快进，知识分子和理论研究者出身的王梓木，更为欣赏稳健、审慎这样的字眼。在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时，王梓木曾说过一句名言，“华泰不求大富大贵，但求从容面对”。但细究下去，更深层次的原因则与华泰的股权结构，甚至王梓木当初选择创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有关。
更多精彩请点击：新闻排行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