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固有观念难转变。一些企业集团的干部员工缺乏市场思维和服务意识。从环保厅副厅长转任环保集团总经理的牟维勇表示,来企业后,他明显感觉到工作模式的变化:在政府时按流程把事情办了就行,虽然每天忙碌,但是压力不大;到企业后不仅要办事,而且要办成事,压力无时不在。
“但正是这种压力,要求大家转变观念、紧盯市场,从‘坐商’变成‘行商’。”不久前,交投集团下属的辽宁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增设经营部和人力资源部对接市场,总经理刘云全认为,“事转企”短期内会让公司有压力,公司的市场之路肯定能走通,但这需要三五年的时间,毕竟改革不能一蹴而就。
外溢效应明显经验值得推广
辽宁“事转企”改革还带来很多外溢效应,用好用足现有的存量国有资产资源,是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乃至进一步推进全国范围内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
改革活化了整个市场环境。以环保产业为例,环保产业集团成立前,辽宁省环保部门审批的项目需要做环评,因种种原因,百分之六七十都交由环保部门下属机构来做。改革后,这个半垄断的市场一下子被放开了。目前仅在辽宁注册的开展环评业务的单位就有40多家,在辽宁市场开展业务的则超过100家,国有环评单位的垄断被彻底打破。
改革化解了政府债务,减轻了政府负担。“事转企”改革除了搞活企业本身,还让地方财政“轻松”了许多。辽宁省国资委副主任刘立国介绍,改革带来的直接利益是减少了政府财政供养人员。此外,改革完成后,辽宁省将投资交通、水利工程欠下的超千亿元的政府债务一次性划转给企业集团,降低了政府负债率,提升了再融资空间,为保障民生夯实基础。
尽管“事转企”改革好处颇多,但专家提醒,需注意平衡提供公共服务和市场化经营之间的关系。
辽宁大学经济学教授和军、中央企业智库联盟秘书长彭建国等人建议,国资部门应对提供公共服务的国企建立有别于其他国企的考核机制。对其承担的公益职能,要重点考核保障能力、服务水平等,并可对标国内外同类企业,倒逼企业不断降低成本;而对其拥有的竞争性业务,则完全按市场标准提出效益要求。同时,这类公共服务类国企未来在稳定主业前提下,应在竞争业务上多与民间资本合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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