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许维鸿(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新经纬特约专家)
随着中国多地楼市限购政策的不断加码，中国房地产投资热度正在逐渐降温，大量溢出的民间资本的去向也格外引人关注。笔者以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如何通过现代金融手段，将民间资金引入改革迫切需要的领域，特别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领域。
首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金融市场与政府在市场资源配置领域的关系是双向的。作为经济顾问，笔者最近参加的好几个会议，都是关于地方政府试图创建金融中心的课题。而且，不仅省级政府想建金融中心，很多地市级甚至县级政府也想建金融中心，至少是规划了所谓的“金融总部基地”，各类金融机构都是重要的招商引资目标。
地方各级政府想通过优先配置公共资源，吸引金融机构、进而通过金融振兴地方经济的想法是非常好的，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金融发展有其自身规律，特别在当前中国经济依然处于二元结构属性，不可否认的存在资源错配的情况下，如何把金融和公共资源配置工作结合起来，实际上是地方各级地方政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挑战。公共资源配置的现代治理，不是地方政府简单圈一块地，把它称作金融中心，这片区域就会升值，吸引力就会大增。中国城镇化发展进程已经到了一定阶段，需要更多内在经济结构的效率优化。
其次，利用现代金融工具为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融资，必须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在实践中，国有背景的金融平台在融资的时候有优势，可以借助央企、乃至国家的信用，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反过来，民营背景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融资就比较困难，这也是社会上高利贷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欧美国家经济所有制结构相对清晰，私营部门和政府部门在PPP项目中分工职能容易理清，能够在法律框架下体现公私合作的概念。而在中国，存在着区别于国外发达经济体的重要中间形态，即央企部门或国有企业，其实质还是利用政府的信用来做融资担保，政府仍是项目所有风险的实际承担者。这恐怕也是中国经济转型中面临的非常特殊的一点。
再次，建立公共资源配置的市场化金融交易平台。市场化的机制问题是公共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实践证明，中国要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并不易。在中国金融平台的建立，首先要明确这个平台是全国性的、省域的，还是针对县域经济的金融交易市场。近十年来，真正受系统性金融监管、有比较好的内控风险管理机制的要素交易市场还不足。
春节前后，国务院出台了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省域范围内唯一一个股权交易平台的指导性文件，并对相关的金融工具进行了规范。不过，在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比如林权、草原特许经营权等非标准化金融产品，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市场信息披露也够不专业化，要在现行环境下建立省域的、全国性的公共交易平台是非常困难的。从金融角度看，非标产品的标准化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给机构投资者“买入、卖出”，形成“募、投、管、退”的良性机制，这需要资金和监管的支持。
如何利用现有金融机构风险偏好、充足的民间资本，在尽可能的范围和领域将政府公共资源配置进行资产证券化，避免各类资本都密集投向房地产，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也就是说，能够通过政府加金融的配置资源机制，把各类资本有机结合进来，提高包括林权、草原管理权、沙漠化治理退化等带来的所有权经营效率，利用PPP机制和金融工具尽可能多的提高市场参与比例。
最后，政府的存量资产盘活，需要客观看待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作用。具体而言，各级地方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产，需要通过证券化盘活。例如，政府手里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就是土地，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新建办公场所，原有位于市中心的土地就是现成的好资产，还包括国有、公有的各类产权、经营权等。未来，中国的公共资源配置也更加需要实证性的研究。建议在公共资源配置领域，不仅仅要研究政府存量资产的配置，金融上称之为存量资产的证券化，还应该探讨增量资产的合理化配置，继续一个“增量资产货币化”进程。 (中新经纬APP)
【专家简介】许维鸿，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曾就职于英国路透集团、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法国外贸银行集团巴黎总部。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研究，研究领域涉及国际宏观经济、国际化背景下的新兴市场发展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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