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利用现代金融工具为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融资，必须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在实践中，国有背景的金融平台在融资的时候有优势，可以借助央企、乃至国家的信用，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反过来，民营背景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融资就比较困难，这也是社会上高利贷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欧美国家经济所有制结构相对清晰，私营部门和政府部门在PPP项目中分工职能容易理清，能够在法律框架下体现公私合作的概念。而在中国，存在着区别于国外发达经济体的重要中间形态，即央企部门或国有企业，其实质还是利用政府的信用来做融资担保，政府仍是项目所有风险的实际承担者。这恐怕也是中国经济转型中面临的非常特殊的一点。
再次，建立公共资源配置的市场化金融交易平台。市场化的机制问题是公共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实践证明，中国要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并不易。在中国金融平台的建立，首先要明确这个平台是全国性的、省域的，还是针对县域经济的金融交易市场。近十年来，真正受系统性金融监管、有比较好的内控风险管理机制的要素交易市场还不足。
春节前后，国务院出台了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省域范围内唯一一个股权交易平台的指导性文件，并对相关的金融工具进行了规范。不过，在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比如林权、草原特许经营权等非标准化金融产品，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市场信息披露也够不专业化，要在现行环境下建立省域的、全国性的公共交易平台是非常困难的。从金融角度看，非标产品的标准化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给机构投资者“买入、卖出”，形成“募、投、管、退”的良性机制，这需要资金和监管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