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化正停滞不前，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推动力已不存在，未来全球化动力将主要源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说。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尼布利特对于全球化做出了以下判断：第一，英国和美国这两个曾经的自由经济秩序旗手正在选择后退，他们将不再是全球化的旗手；第二，美国和欧洲倒不一定会像它们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而是会尽力维持目前既有的全球化水平，维持关税水平，但同时“重新校正”自己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做出更为务实的选择；第三，今后全球经济的增长也许更多依靠各个国家自身的经济增长驱动，可能更多依靠基础设施投资。
强调包容性增长
全球经济被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和多起突发事件包围，缓慢增长依旧是主旋律，如何恢复全球经济增长是达沃斯年会的主要议题之一。世界经济论坛最近在公报中强调：“要打造应势而为、勇于担当的领导力，我们必须在国家和国际层面更坚定地推动包容性发展和公平增长。”
达沃斯冬季年会前夕，世界经济论坛在伦敦最新发布了《2017年全球风险报告》。750名专家对30项全球风险以及13个潜在趋势进行了评估。受访专家认为，日益加剧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是威胁未来10年全球发展的最大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一直复苏乏力。如今，仅仅促进增长已经无法修复社会的深层次问题，需要对市场资本主义进行根本性改革，以应对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倾向抬头。
报告还指出，发达国家传统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速在放缓，低于拉美、非洲，尤其是亚洲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速。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实施的大规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就业，但也加剧了收入不平等。金融资产持有者收入大幅增加，而工人实际收入却增长非常缓慢。
报告还说，目前很难找到带领全球经济重回快速增长轨道的方法，而政策制定者还面临更多挑战。比如，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民众普遍缺乏财务安全感的问题也应受到更多重视。
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还列举了五个最大挑战，分别是提高全球经济增长、技术发展带来的干扰、社会凝聚力、地缘政治威胁以及气候变化。世界经济论坛说，尽管当前全球处于“前所未有的和平和繁荣阶段”，但许多国家仍深陷“经济沮丧情绪”之中，从而产生“反政府情绪、民粹主义潮流以及反全球化思想”。报告强调，提高经济增长只能部分解决问题，弥合“我们政治经济中越来越深的裂痕”也十分重要。
达沃斯年会组织者还指出，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最好的经济发展指标都应是“生活水准”，而非国内生产总值（GDP）。论坛发布的报告认为，各国应基于“包容性发展”衡量经济进步，增加对就业培训等项目的投入，以削弱社会不公。报告建议，经济决策者应优先考虑寿命、生产率和贫困率等指标。论坛认为，要逆转生活水准下降的情况，政府应重视教育、性别平等和校园到工作岗位的平稳过渡，同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意大利财长皮耶尔·卡洛·帕多安在论坛上表示，欧盟面临目前的危机是由于自身缺乏远见，呼吁政策制定者重视民粹主义抬头的问题。帕多安表示，选举中民粹主义屡屡占据上风是反映了选民对于下一代发展、就业机会和安全等问题的深深焦虑。
IMF总裁拉加德18日在论坛上表示，IMF近期也十分关注全球的贫富差距问题，目前正在进行相关调研，寻求问题的答案。拉加德表示，一些观点认为这不应当是经济学家关注的议题，但是IMF目前有关不平等问题重要性的看法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并希望未来提供相关方面的政策建议。
IMF之前对希腊等国政府进行了经济援助，作为交换要求其进行一些“不受欢迎的”改革。拉加德18日还表示，随着西方选民显露出民粹主义倾向，不平等问题正在影响着全球化进程。她表示，如果危机已经发生，或者选民已发出强烈的诉求信号，那就到了需要采取更多行动的时候。
不少商界人士也在本次会议期间对于过去一年中浮现的种种危机表达关注。瑞银集团首席执行官塞尔吉奥·埃尔默蒂表示，民粹主义抬头不利于商业发展，其中原因值得探索。担任达沃斯会议联合主席的美国银行CEO布莱恩·莫伊尼汉在17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国家和经济必须通过正确的方式实现增长，这种方式需要把大家都包含在内。
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主席伯克纳表示，许多所谓的“新危机”早已潜伏多年，其症状被较快的经济增长所掩盖。“如果不能保持增长、保证就业，不能让大多数人获得繁荣的安全感，就无法解决反全球化、保护主义这样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