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批复通过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方案(1991—2010)》，要求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250万左右。事实是，200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1382万人，比规划提前了10年。
2005年初通过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明确指出，2020年北京的总人口规模要控制在1800万。然而2009年底，北京市实际常住人口为1972万人，其中登记流动人口763.8万人。另有数据显示：2014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经达到2151.6万人；2015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2170.5万人。
北京的人口规划已经走入了一个“屡设屡破”的怪圈。
在北京人口规模又超出原规划以后，北京再次提出“十三五”期间全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的新标准。然而，基于以往北京人口规划“屡设屡破”，最近网上出现“调控无效论”说法：北京从人口800万的时候就说要调控，现在变成2000多万人，这不就是无效了吗？
“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杨开忠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城市人口增长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的某个时点，城市最适宜的人口受这个时点相应的经济、社会、技术、交通、土地、资源、环境条件的制约，其增长应与这些制约因素的变化保持协同。这种协同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作用；但应该看到，即使在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经济体中，也并非完全能够通过市场机制自动完成，需要政府良好的调控。现代城市人口正是在这种市场决定和政府调控综合作用下增长的。
不仅是中国，几乎所有的国家对城市人口的增长，都有相应的调控措施。据记者了解，美国对城市人口调控采取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城市成长边界管制”，即在一定时期内，城市提供有限的土地，而土地供应量的多少就会影响地价和房价，以此来调控和引导人口的迁入或迁出。“从美国来看，这个过程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来做，因为市场不是万能的，也有失灵的地方。政府调控必不可少。”杨开忠说。
人口调控是在赶人？
今年，北京市政府加大了人口的调控力度。6月召开的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会议，东城、西城及定位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通州等7个城区，纷纷晒出了各自的“瘦身健体”方案。
其中，东城区按照常住人口下降3.5%的指标，即净疏解常住人口3.2万人，疏解影响人口12.9万人；西城区，今年全年计划疏解人口3.6万人；作为北京面积最大的朝阳区，今年常住人口要控制在85.7万人以内，较去年底调减9.8万人，在此基础上，朝阳还将在年内调减25万流动人口；海淀区今年则计划将全区常住人口净减少12.9万人。
按照部分城区已公布的人口调控指标，今年北京至少要疏解30万以上人口。另外，备受瞩目的通州，将有效疏解中心城区约40万的人口，且按照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未来通州总人口将不超过200万。
7个城区的人口疏解，也引发了误读，甚至有人得出了“非首都功能疏解等于人口疏解，北京正在‘赶人’”的结论。
杨开忠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人口调控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直接调控就是政府代替个人和家庭决定迁入还是迁出这个城市，个人没有抉择权；而间接调控则是政府通过一定的杠杆来影响个人和家庭迁移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和家庭的迁移是自愿自主的，不宜称为‘赶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人口迁移调控逐渐从直接调控转变为间接调控，目前已基本实现间接调控，这是大家都能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