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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胜:未来乡村应是中国式现代性的最佳载体(2)

新京报:相比以前的文化产业蓝皮书,这一次的蓝皮书,少了产业的概念,两者有何不同?

王立胜:过去的文化产业蓝皮书,更多是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角度,进行针对性的研究,为政策的调整、新政策的制定提供服务。现在的文化蓝皮书,研究的层面更加丰富。首先,有基础理论研究的部分,进行文化哲学的理论研究,这方面的研究,问题意识更强,我们调研基层在文化振兴方面的做法,对实践经验进行总结、提升到理论的层面,这样做的目的,是为我们自身的学科发展体系而服务。其次,文化蓝皮书所服务的对象,也不仅是为国家层面提供政策方面的支持和建议,同时也面向地方和基层,文化是社会发展中自然生长出来的,文化理论来源于实践。所以,我们通过合作性质的研究,观察基层的各种实践,总结经验,形成理论,再反过来服务于实践。

从宏大视野出发回看乡土变迁

新京报:《蓝皮书》中,一开始就以百年为单位,解读和梳理了百年乡土中国的变迁,为什么要以百年为时间跨度?

王立胜:过去的百年,实际上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也是乡土中国变化最剧烈的百年。百年之中,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传统乡村衰落,基于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乡村文化快速消解。同时,一代又一代的乡村建设者,也都在各个时期,做出了不同的尝试、探索和努力。到现在,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中国的乡村进入了快速追赶现代化的阶段,而要理解这种变化,需要从整个现代化历程、伟大复兴历程的角度去尝试。

新京报:《蓝皮书》编纂过程中,有哪些难点?

王立胜:最大的难处之一,可能是去划分百年中的各个阶段,是用学术的标准,还是文化的标准?最终,我们采用了文明这个角度,去理解和划分百年变迁,并把百年变迁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用费孝通、梁漱溟他们那一代学人的概念,也就是“乡土中国”的阶段。第二个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称为“城乡二元中国”。第三个阶段从改革开放起,称为“城乡两栖中国”。最后一个阶段,是一个开放的、进行式的阶段,从2012年以来,到未来15年甚至30年,我们称为“城乡融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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