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农民现代化是三农现代化的基础

2月22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文件强调，要聚焦关键薄弱环节和小农户，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文件还强调要强化现代农业基础支撑。

农业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部分，如何实现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未来我们要建立怎样的农业现代化？为此，新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

温铁军：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受访者供图

农业现代化东亚经验

新京报：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强化现代农业基础支撑，也强调了加快社会化服务，怎么理解文件对这些方面的要求，我们要建立怎样的现代农业？

温铁军：在过去，说到农业现代化，许多人往往把目标转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大农场农业，这可能有点儿不顾国情，所以这些年来推进困难。必须要考虑到，在我国，小农经济长期化是必然趋势，所以到底参照哪一种农业现代化的方式，来推行我们的农业现代化，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

新京报：是否有更合适的参照对象？

温铁军：我们寻找农业现代化的榜样时，会发现在我们周边也有，如日本、韩国等。日本、韩国的模式中，农业自身的规模很难扩大，但可以通过扩大外部规模的方式，来扩大农业规模。农户仍然是生产经营单位，农业的规模化生产，主要由合作社提供生产服务、金融保险等外部的服务来实现。简单来说，就是在农地规模达不到的情况下，以提供服务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这就要求我们要改变农业生产组织形式，重点放在提高农业、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农业外部规模化的服务，用这种方式推动农业现代化，而不是按照大农场国家的方式，这点我想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

社会化服务怎样惠及小农户

新京报：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多年，已经建立了相对庞大的服务群体，但也存在青睐大农场、轻视小农户的现象，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温铁军：过去，一般所说的社会化服务，往往在大宗农产品集中生产的地方，提供统一的、标准化的服务。但中国地大物博，差异化普遍存在。十里不同风的差异，制约着社会化服务的统一模式。我国地理环境复杂，如果社会化服务是瞄准平原这种地方，看起来确实很壮观，但农业现代化不是电视上一字排开的大型农机，千差万别的需求，难以靠统一服务来满足，如山区、贫困地区等缺乏规模化经营的地方，需要分散化的服务方式，当前，仍旧缺乏因地制宜的服务，搞了太多大规模的、统一的农机机械和服务模式。这是不适合山区面积广大、十里不同风的、在地化的农业生产条件的。

新京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温铁军：正因为千差万别，每一家需求不同，这种情况下，如果做不到在地化，做不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往往就落实不下去。在日、韩等地，他们在山区所提供的社会化服务，是根据山区的客观情况，因地制宜的。这也是农业社会化服务普及中的问题，就是如何用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方式，来推动在地化的农业服务，特别是在地化的农业机械的技术创新。唯有如此，才有可能让服务真正深入到田间地头，深入到老百姓门前，才有可能解决现代这种小农户高度分散，技术和业务的各种需求高度分散下，社会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农村生态、生产和生活是三生合一的，有什么样的生态条件，就产生什么样的生存方式，也就是说，生态和生活是合一的，为了维持这种生态和生活，就有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如果我们把生产变成了第一，用生产来引领生态和生活，恐怕就弄反了。当前各种有关政策方面看，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推动社会化服务，农机、农技创新的经验，还缺乏调查研究，缺乏了解。希望进一步增加调查，才能把农业现代化落到实处。

农民现代化应放在第一位

新京报：文件提出，要加大政策保障和体制机制创新力度，当前，我们的政策保障是否还存在不足的地方？

温铁军：其实许多问题，有一个怎么重新打造抓手的问题。当前，一部分政策制度，初衷很好，但实际操作难度很大。如按照文件要求，新的家庭承包落实到每一户，大家都拿到土地承包合同，合同必须划清四至，这个是一个高成本的劳动，尤其是山区，一家七八块地常态，每一块地划清四至，落实到每一户，很难。许多家是拿不到如此规范和细致的合同文本，因为做不到。再如，政策要求，流转必须是合法合规的，举例来说，农民常常自己开点儿小荒，这是没有合法手续的，他出去打工，给别人种，回来后自己种，大量这种客观上的情况，和主观上想象之间，差距太大，使得政策在基层的落实变得困难重重。所以，希望在决策中，尽可能进行更多更深入的调查，首先要做的，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问题真正搞清楚。

新京报：你认为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温铁军：有一个问题，就是需要把三农现代化放在一起讨论。过去说农业现代化，后来说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一个进步，但农民呢？三农现代化为何总是缺一农？杜润生老先生曾多次强调，千投入，万投入，不如投入一个农民的积极性，我们总是缺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方法和政策。在现实中，许多政策多是有利于公司、投资人的。这样的政策落实起来，对农民来说，往往是难理解的。所以，三农问题，必须把农民放在第一位。如果不把农民的现代化放在第一位，我们国家的现代农业就难以实现，如果不把农村经济的综合发展，放在重要位置上，农村的现代化也是很难讨论的。从周边的经验看，日本、韩国的模式，最为重要的，是从社会文化领域起步入手的，它所能提供的，是全方位的、综合性的服务，而不是简单地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服务。

乡村振兴不能只让农民种地

新京报：你心目中的现代农业应该是怎样的？

温铁军：农业现代化是什么，是符合生态要求的，能够有效推行减碳，并通过立体循环农业来吸碳的。以前的农业现代化，越是大规模推进集约生产，期间所使用的化肥、农药等，越是加剧碳排放，越是大规模养殖，甲烷排放就越为严重。以前农业现代化的大规模集约化的方式，在生态文明的新的发展战略下，应该是向着高质量的新发展方式转型。如果用高排放的方式发展规模化、集约化的农业，恰恰和国家当前要求的方向是相反的，继续沿着老的方式推动现代化，可能与预期相反。

新京报：怎样才是正确的方式？

温铁军：我国在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就明确强调一二三产业融合，走向绿色生产方式，把立体循环农业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方向。立体循环农业要求以空间生态资源的系统开发作为基础，根据空间生态资源的情况，系统性地推进立体循环和分布式的三农现代化。这其中就包括，农民怎么在一二三产业融合中获取收益。

新京报：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在强调提升农民在农业产业链条中的收益，你也提到过，不能只让农民种地，你认为怎样才能更好提升农民在产业链中的参与度？

温铁军：三产中的高端部分是什么，是金融、保险、期货等产生较高收益的领域，这恰是单个农民无法进入的。只有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重构新兴集体经济，才有可能在农村集体经济获得国家大规模的重资产投入，形成的设施性资产变成集体资产的情况下，让农民得到以劳动来获取资产收益的条件，农民才可能得到财产性收入。这才是推进农民现代化的主要政策内容。农民进入三产融合，尤其是得到三产中的高端收入，就要让农民得到资产性收入。再进一步，产业留在县域，才能让农民分享产业的县域化的收入，才能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迈向共同富裕。

新京报记者周怀宗曹晶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