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各部门的这种碎片化管理,难以形成在生命科学发展和健康公共安全方面的合力,更难以反映国家整体水平和整合能力,尤其是在眼下抗击新冠肺炎斗争中暴露无遗,已成为我国公共卫生健康安全、生命科学研究与临床医疗服务规范化管理的重大缺陷,还制约了我国医改中一些与专业技术相关政策的出台。如全科医师、专科医师培养与资格认定,医学教育中的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及继续教育的脱节等问题长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也造成近年来我国一些重大事件的应对处理滞后,如魏则西生物治疗事件、头移植丑闻、基因编辑婴儿等处理应对医疗与卫生事件上滞后无力。再如2003年的SARS与今年新冠肺炎的应对在科学策略与能力上均有不足。建立国家级生命医学科学权威机构,是我国医疗卫生界专家学者多年的期盼,全国政协11届、12届医卫组对此有过两次联组委员提案,相关领导也十分重视,但由于各方掣肘而半途而废。今年两会还有政协委员在继续提案。

纵观我国当前抗击新冠肺炎的斗争,日益彰显我国生命科学发展和健康公共安全领域加快改革的重要性,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在我国医学教育、科研与医疗服务领域深入进行制度、体制与能力的现代化管理改革,这就突出地需要从国家层面整合各方力量,借鉴世界先进国家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尽快构建一个能够引领医学教育人才培养、生命科技创新的国家级权威学术机构,形成合力。为此,建议国家尽快组建中国生命医学科学院,以整合我国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生命科学、药学、公共卫生、医院管理、生物制药等学科力量,为国家生命科学与健康公共安全提供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的关键人才和创新学科保障。

我认为,新组建的中国生命医学科学院,要在国务院领导下,在国家卫健委、教育部、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部门的指导下,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平行运行,构成与国际惯例对接的我国三大科学研究院体系之一。中国生命医学科学院要有类似美国国家卫生学院(NIH)的职能与资金来源,成为国家制定国民健康政策、重大公共安全、生物安全、医学伦理政策的智囊办事机构,还应负有对政府相关主管机构的监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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