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日报政文微信公众号

日前，最高检公布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检察机关的办案数据：截至2月18日，全国检察机关共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涉疫情刑事犯罪2692件3722人。其中，受理审查逮捕603件729人，审查批准逮捕498件598人；受理审查起诉323件409人，审查提起公诉238件290人。

分析这一组数据，不难发现，检察机关不批捕和不起诉的案件均占有相当比例。这表明，虽然疫情期间，司法机关对抗拒疫情防控措施、造谣传谣、销售伪劣防疫物资等犯罪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但在司法各环节依然持审慎态度，正确处理严厉打击与依法办案的关系，既从快从严查办涉疫情犯罪案件，有力维护了社会秩序、保障了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又切实把握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

突如其来的疫情对社会各环节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对司法机关也是一样。一些备受热议、后果严重的行为亟需明确法律定位，而一些违反法律、挑战社会规则的行为更需要司法机关从严查处、从重打击。但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刑法的谦抑性，不能过度执法，让刑罚超出必要范围。

新冠肺炎患者故意隐瞒病情和行程，造成严重后果的，该怎么处理？按照两高2003年出台的司法解释，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各地执法司法机关均据此办理了一批典型案件，获得了很好的效果。然而，一些地方却将这一做法上纲上线，无视情节轻重、社会危害性大小、是否主观故意，只要发生类似案件，一律用危害公共安全的罪名办理。须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刑法上是十分严重的罪名，起刑点是三年，最高可处死刑。如果“一刀切”式办案，显然会违背罪责刑相适应的刑事司法原则，超出必要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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