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说是金钱政治的重要实现方式。游说是一种美国特有的政治现象，游说腐败是美国政治制度与生俱来的痼疾。游说的法理依据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精神，美国制定了将游说活动合法化的法律。1938年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1946年的《联邦游说管理法》、1995年的《游说公开法》和1998年的《游说公开技术法》形成了规范游说活动的法律体系。根据这些法律，美国允许各群体结成利益集团，相互竞争，影响国会立法和政府决策。因此，政治游说是美国政治过程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各利益集团雇佣说客，对国会议员及其助手进行游说，影响法案的制定和修改，谋求自身利益。40多年来，美国游说业发展迅猛，呈爆炸性增长态势。1971年，美国仅有175个注册说客，到1981年增加到2500个，2009年又增加到13700个。这意味着，平均每位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身边，有20多名说客出没。据不完全统计，在华盛顿的游说公司约有2000多家。利益集团在说客身上的花费与日俱增，1998年为14.4亿美元，2011年已狂飙至33.3亿美元，14年间增长幅度达131%。

三、美国金钱政治的制度化形式

19世纪后期，美国的金钱政治发展成为“政治分肥”制度。竞争获胜的政党通常将官位分配给为选举做出贡献的人，主要是本党主要骨干和提供竞选经费的金主。“政治分肥”造成政治腐败蔓延，官员贪污舞弊，行政效率低下。自20世纪初开始，美国试图对政治捐献做出一些限制，但没有改变美国民主制度的金钱政治本质。制度调整永远为金钱政治留下漏洞和后门，实际使金钱政治取得合法地位。

第一，“超级筹款人”制度合法规避捐款限额。“超级筹款人”是拥有大量财富和社会关系的人，比如企业高管、对冲基金管理人、演艺界明星或说客。他们人脉多，神通广大，能利用个人关系网把大量小额捐款人凑在一起，为候选人短时间内筹集大量资金。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个人筹款金额中的三分之一是由1000个“超级筹款人”帮助完成的。同时，“超级筹款人”制度还能绕过法律有关捐款限额的规定，将总额超限的捐款划到许多人头下面，使其符合个人捐款上限，最后才捆绑在一起捐给某位候选人。接受捆绑捐款的候选人，自然知道谁是真正的金主。这使得富豪和大企业能轻易地用金钱换取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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