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我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优势时，郝红梅指出，外资对东道国的信心源自两个方面，一是市场，二是政策。当前越来越多发达国家利用产业政策、外资审查及监测等手段，加强对本国战略产业保护。“近来，中国改革加速，许多扩大外资政策接连出台，包括提高金融等领域对外开放程度，在知识产权和高科技领域扩大双向交流等。”郝红梅说。

郝红梅表示，我国市场广阔，40多年对外开放奠定了我国开放型经济的良好基础，形成了产业集聚优势，国内市场的开拓余地将继续吸引外商投资。随着我国市场准入扩大和投资环境改善，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可能在新的形势下发生变化，“一是外资继续转向技术与服务领域，二是以降低生产或经营成本为目的的‘成本型’投资比重下降，‘市场型’投资比重继续上升”。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形成了“组合拳”，包括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制定全新的，以开放、服务和保护外资为主基调的外资基础性法律；连续出台了4份国务院文件，不断完善外资政策体系。

“这些举措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吸引外资的优势”，宗长青表示，今年以来外资工作呈现出吸引外资规模保持平稳、外资大项目较多以及外商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等明显特点，“比较乐观地判断，全年‘稳外资’目标能够实现”。

“中美经贸摩擦对制造业的影响目前是有限的。”郝红梅指出，但有两点需要警惕，一是对就业的影响，二是对中国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她表示，产能转移虽然可暂时规避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的风险，但短期内无法实现产业链完全转移，东南亚等国也面临着劳工甚至经贸摩擦风险。“从政府角度而言，应尽量将经贸摩擦对企业的冲击降到最低，要持续评估企业所受影响，综合运用财政税收、信贷保险等方式，对因经贸摩擦造成经营困难的企业给予适当补偿，争取把好企业留在国内。”郝红梅说。（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冯其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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