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用新技术应对网络空间治理新挑战、探索符合网络规律的司法流程和审判机制外，借助互联网的翅膀，法律服务也在基层不断延伸。

在浙江桐乡，互联网让小镇的矛盾纠纷有了方便的“司法超市”。

为合法腾退不付房租的租客，64岁的桐乡市皂林村村民鲍凤英近日走进路边的24小时“司法超市”。通过自助机上的远程连线，鲍阿姨视频连线了一位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不到3分钟的时间，鲍阿姨就弄明白了相关法律流程。在“司法超市”内的公共法律服务自助机，鲍阿姨还可以选择几乎任意类型的法律文书模版，现场扫码下载或者发送邮箱。“太方便了，一切都依法解决，这类纠纷不用再靠‘大闹一场’了。”

据介绍，自今年8月设立以来，桐乡“法律超市”使用次数已超过2400次。与此同时，通过“云司法”小程序实现远程调解、异地调解，300个调解组织的1000多位调解员实时在线为群众服务。

在“枫桥经验”诞生地浙江诸暨，通过一部手机就可以实现矛盾纠纷在线流转、及时调处、分级过滤。

前不久，诸暨一小区因25名业主拖欠未缴物业费，物业公司一度决定提起诉讼。在法院法官的指导下，该案最终进入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ODR）。通过专业调解员推送信息、调解，物业公司及时进行服务整改，业主也在线接受调解，缴纳了物业费。

诸暨法院立案庭庭长寿文光表示，通过ODR平台不但让矛盾分级过滤，而且在调解过程中，通过无争议事项和单一证据记载，将争议焦点越缩越窄。“就算最终进入诉讼环节，也能省去重复调查核实、重复举证质证等。”

在浙江余姚，当地法院最先探索的微信小程序“移动微法院”已成为全国推广的法院智能应用。如今通过另一个小程序“解纷直通车”，当地乡镇干部、执法人员在工作中遇到难以调处的矛盾纠纷时，可以直接对话网上“驻点”法官咨询法律问题，准确解决萌芽状态下的社会矛盾。

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明确要求。

“一系列科技手段正在有效助推司法效率的提升和社会法治水平的提高。”寿文光说。浙江省高院审管办数据显示，通过运用司法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移动微法院”等平台推进诉源治理，从2019年5月开始，浙江各级法院收案量出现下降拐点，且降幅逐月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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