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汉权分析说，不同类型主体融合发展作用也不尽相同。例如，华为等产业链龙头企业，主要发挥其产业链引领作用，通过技术、产品、服务等领域持续创新，带动配套、服务企业协同发展，实现全产业链高端跃升；宝武钢铁等骨干企业，主要发挥其行业示范作用，通过先行探索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引导业内企业学习借鉴，避免走弯路；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主要发挥其贴近市场、机制灵活等优势，探索新业态新模式新路径，通过融合培育形成一批“小巨人”和“单项冠军”；网易、小米等平台型企业，主要发挥其整合资源、集聚企业优势，构建以平台型企业为中心、众多企业参与的产业生态圈。

“融合发展虽然是企业自主行为，但也需要政府营造良好发展环境。”黄汉权指出，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对制造业、服务业采取相对分立的态度，往往就制造谈制造、就服务谈服务，在政策措施和管理体制上也有明显差异。两业融合实践探索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传统的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提出了新要求。

孟玮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抓好《实施意见》的贯彻落实，着力解决一批制约两业融合发展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强化政策性创新，加大对各类市场主体的支持和引导力度。（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熊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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