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又坐了一百三十多公里的汽车，樊锦诗终于接近了莫高窟，等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时候，她已经是两腿发麻，两眼发晕，几乎是摇摇晃晃地下了车。当她终于踩在莫高窟的土地上时，她想的只有一件事：进洞！一进洞，当初实习时的感觉就回来了，以前只在画册上看到过的壁画现在近在咫尺，画上一个个散花的天女、婀娜多姿的飞天，令樊锦诗振奋极了，忘记自己正身处距离北京千里之遥的大西北。

在工作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樊锦诗特别喜欢在黄昏时分去爬三危山，因为在山上可以望见整个莫高窟。洞窟密集得就像成千上百双眼睛，充满了神秘与沧桑。就连敦煌的天都与北京不一样，蓝得更纯粹、更辽阔也更浓烈。

武汉还是敦煌？

1967年樊锦诗与男友彭金章结婚，却因工作关系长期两地分居。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长大，樊锦诗越来越感觉到必须要想办法解决分居问题了。有人给她支招：半年不到单位上班，就算自动脱岗、自动离职，这样就可以离开这个单位。于是樊锦诗便主动去武汉住了半年，全心全意照顾起父子三人的生活。

樊锦诗与丈夫彭金章

武汉相较于敦煌，生活条件可以说好了太多，然而樊锦诗却经常性失眠，潜意识里始终挂念着敦煌，越是压抑自己不去想莫高窟，那些壁画就越是萦绕在眼前，挥之不去。一天夜里，当丈夫和孩子都已睡下，她始终睡不着，起来翻书，却发现自己拿起来的还是一本关于敦煌石窟研究的书。

尽管樊锦诗与彭金章一直在争取调动，然而无论是甘肃省还是武汉大学，两边的组织都坚决不放人而寄希望于对方让步，甘肃省委组织部和宣传部甚至在1986年各派出一名干部找到武汉大学校长来讨论他俩谁调动的问题。武汉大学最终将决定权交给了夫妻俩。彭金章明白，樊锦诗心里放不下那片石窟，“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他毅然抛下了亲手创立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选择去敦煌，改行研究佛教考古，结束了两人长达十九年的分居生活。

樊锦诗后来常说，“我们家的先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如果没有他的成全，就不会有后来的樊锦诗，她更不可能在敦煌坚持下来，也不可能全心全意去做敦煌的工作。他们用爱和生命实现了当初的誓言：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今年樊锦诗81岁了，她说自己年轻时是个内向沉默的人，上台说不出话。如今在很多事情的逼迫下，变得非常爱着急，说话也直来直去。尽管被人说“严厉”和“不近人情”，但她一路坚持，十年时间与工作人员摄制近三千张洞窟档案照片，完成敦煌石窟科学记录档案；上线“数字敦煌”数据库，使敦煌艺术走出石窟……她也因此获得了“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樊锦诗说，只是希望有朝一日离开敦煌的时候，大伙儿能说：“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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