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问我为什么六个人能做，近一千人的检查团队怎么管理怎么运行、怎么招募怎么培训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反兴奋剂不同岗位和职责相关人员的培训、招募、演练和最终成为一名优秀反兴奋剂工作人员的机制。那么，这些优秀的做法、方式和人员，也是北京奥运会给我们留下的一个重要遗产。”陈志宇说。

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又举办了多个综合性运动会，不断学习、探索、完善和发展这套反兴奋剂工作模式，终于形成了“中国模式”。

陈志宇说：“我们综合性运动会的反兴奋剂工作积累了很多经验，把它现在叫作综合性运动会反兴奋剂工作的中国模式。综合性运动会反兴奋剂工作有很多政策规定，但每个国家具体做法不一样。我们在自己国家承办综合性运动会的过程中（积累经验），派出我们的专业人员参加其他国家举办的运动会，比如里约奥运会、平昌冬奥会，发现好处和不足，经过总结整理形成一套模式。”

不过，酒香也怕巷子深。陈志宇承认，虽然做了不少积极工作，但以往由于种种原因总无法把自己的声音传递出去。这几年，反兴奋剂中心一直致力于自我推广，2017年举办过食品残留物中兴奋剂检测与分析国际研讨会，去年又举办全球反兴奋剂教育大会。

他认为，中国政府一直坚决反对兴奋剂，对反兴奋剂的重视从国家体育总局的政策制定，到对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资源支持、对省市和国家队的严格管理，都有体现。“我们其实做得很好，但是外人并不太知道。有时候可能是说的故事别人听不懂或者不爱听，又可能是文化、政治上的差异，别人会有一些天生的偏见。”

陈志宇希望这次研讨会能够帮助传播中国模式，对未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范围的综合性运动会提供借鉴。“通过讲我们中国的故事，让别的国家更加了解中国是怎么做反兴奋剂工作的，让别人了解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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