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可预见性比较差，按常规程序治理有困难，比如立法很严格、耗时长，可能规则还没制定完，技术就已经改变了。所以我国提出了敏捷治理原则，人工智能的治理工作将更多通过《治理原则》和行业自律来开展。出现不利苗头时要及时推出引导政策，但不能一棒子打死，要促进人工智能的协调共进发展。”薛澜表示，未来的立法工作也非常重要，该《治理原则》为下一步的人工智能立法工作提供了依据和重要基础。

“该《治理原则》将推动人工智能在社会各领域有价值和有序地应用。”上海大学教授、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李仁涵说，“人工智能是新兴事物，一定要在给人工智能留有足够发展空间的前提下加强监管。建议各级政府将《治理原则》融入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人工智能走到哪，《治理原则》跟到哪；建议人工智能研究者要履行《治理原则》，将原则嵌入研究源头；建议各地加强普及工作，让人工智能去神秘化，用《治理原则》推动人工智能在中国的普及发展。”（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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