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至2003年间，中国建筑（南洋）发展有限公司为解决职工住房问题，购买了一批房产。席飞作为主管领导，竟动起歪念，通过各种手段将其中4套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2003年4月，在海淀区检察院对其立案侦查时，席飞已不见踪影。

监察体制改革后，北京市区两级追逃部门聚焦重点个案，把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职务犯罪外逃案件作为突破重点，实行一案一策、综合施策，席飞案随之迎来转机。今年3月15日，随着席飞偷偷潜入国内，“收网”进入倒计时。

值得一提的是，从潜逃境外长达15年之久的海南省纺织工业总公司原总经理王军文回国自首并积极退赃，到谢浩杰被押解回国，再到于善福投案、席飞落网，以及“金融领域职务犯罪典型”、原系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分局管理检查处干部袁国方自首，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以来，已有多名来自国企、金融机构的外逃人员归案。与此同时，针对曾任中储粮周口直属库主任的“百名红通人员”乔建军，业已启动引渡程序。

“国企、金融机构包括其海外分支机构人员违法犯罪，不仅损害国家经济利益，也严重影响国家形象。加强这些领域的追逃防逃追赃工作，对于拧紧反腐败链条，保证国企、金融机构持续健康发展，维护金融安全等意义重大。”北京市纪委监委第十七审查调查室主任宋斌表示，此类人员的陆续归案，彰显了追逃追赃工作“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坚决态度。

不仅在国企、金融机构，监察法颁布施行后，非党员身份的村干部等接受监察调查的消息屡见不鲜。这些新增监察对象亦被全部纳入防逃体系——外逃要追，更要防住，通过将防逃触角延伸到国有企业、公办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真正实现全覆盖、无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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