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学习铁路管理。两年后，峰回路转，因为抗日南迁的西南联合大学返回内地，在上海招生。已经念大二的戴逸反复思量，决定从头开始，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这一考，漫漫的读史修史之路就开始了。
考入了北京大学，戴逸用了一个词“心花怒放”。因为这里有太多书了，“很多古书，我连见都未曾一见，就这样整整齐齐全都放在北大图书馆，只等我翻开。我太高兴了，一天到晚就在图书馆泡着看书。”
在北大，戴逸还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在一次次学生运动中，他的心向党组织积极靠拢。在北大读了两年书之后，由于和党组织的关系，他被国民党政府通缉，要被送往特种刑事法庭。他的老师胡适听到这个消息，打电话为他保释，他收到了一张写着“保释在外，听候传讯”的通知，恢复了自由。
“跑吧，我要赶快去解放区。”他找到了在学生运动中单线联系的介绍人，从此戴秉衡改名“戴逸”，从北大穿越封锁线去了石家庄，跑到了当时的华北大学，这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从此，戴逸再也未曾离开中国人民大学。
向记者讲完了自己求学的奋斗故事，戴逸接着讲自己与清史结缘的故事。由于喜爱历史故事，他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就出版了一本书叫《中国抗战史演义》，这本书还是章回体的。“当时还没有人写抗战史，我的处女作就捡了个漏。”戴逸笑着告诉记者。
“这不能算是一部历史著作，只能叫通俗读物。之后，我开始了严肃的治史过程，1958年，我编写了《中国近代史稿》，成为高校的近代史教材。”戴逸说。也正因此，他受到了史学界的关注，历史学家吴晗当时正在编写《中国历史小丛书》，邀请他担任清史评审委员会最年轻的编委，并建议他把目光从近代史转向清史，开始修订清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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