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危机激发出保护环境的意识，几乎是那个年代环境修复的起点。王文彪的个体故事和盐湖的命运轨迹，都烙下了时代的印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进行“三北工程”防护林建设，号召人们向沙漠进军，造林治沙，应对干旱、风沙和水土流失带来的生存危机。到了80年代中期，土地严重荒漠化的伊克昭盟（鄂尔多斯旧称）也试图通过市场化手段推动生态建设，允许单位和个人到农村牧区承包五荒土地，搞开发性建设，后来更是明确要求立草为业，科学养畜，发展商品经济，走效益畜牧业的路子。
有了政府的鼓励性政策和沙区百姓的生存需求，“王文彪们”在库布其沙漠上的绿色追寻开始了。
逢山开路 遇水搭桥
王文彪打算在盐湖周围种树，防沙固土。没有钱买树苗，他抵押自己的摩托车，借来一点启动资金，后来又从卖出的每吨盐中抽出五块钱，用来种树植草。他亲自从盐厂中挑出27名靠谱的员工组成林工队，专职清理盐湖的沙子和植树造林。
条件恶劣，过程艰辛，栽下的树有不少“夭折”了——不是被晒死就是被吹倒，有时还会被附近牧民的羊连根刨起。柳树死了，他们就种杨树；在背风坡种不活，大家就换迎风坡种……没有人能告诉他们怎样才能提高树苗存活率，一切只能靠自己一点一滴地试验。为了调动林工队的积极性，王文彪组织起植树比赛，以此活跃气氛，鼓励大家坚持下去。
“任何事情如果不去做，永远是零。我们不能好高骛远，只要能凭着一双手种活一棵树，沙漠就多一点绿。”一边生产，一边植树，他们花了八年时间，终于在盐厂周围种了两万多棵树，护住了盐湖。后来王文彪惊讶地发现，凡是树活了的地方，高高的沙丘就不见了——树长高后，固定住了沙丘，它们无法移动，风一吹，高处的沙子落入低处，填平低坑，沙漠变平了。
库布其沙漠第一条穿沙公路是沙区人民破解生存危机的利器，更刻下一代代治沙人追寻绿色的印记（摄于7月26日）。（央广网记者 张凯航 摄）
1997年，为了把生产的盐更快运出沙漠，降低运输成本，王文彪决定在沙漠腹地修一条穿沙公路。几经波折，东挪西借，终于筹来7500万元，他带领13万沙区人民费时三年，在漫天黄沙中修出库布其沙漠第一条穿沙公路，全长115公里。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几乎可以用来形容林工队最初的十年。用王文彪的话来说，1988到2000年间的治理是被动的、完全靠输血的，从企业的利润中抽钱来治沙，“目的就是活下去。”到2000年底，伊克昭盟森林面积达到1587.96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12.16%。
产业化投入 研发新技术
有了90年代的积累和奠基，千禧年之后的沙漠治理进入了黄金发展期。
彼时，恰逢西部大开发战略逐步实施，生态环境建设取得新突破、努力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成了重要的目标。在这个背景下，伊克昭盟的“五荒”建设也逐步由农牧民家庭为主转变为企业、公司大规模开发建设，先后有大中小100多家企业进入库布其沙漠和毛乌素沙漠进行开发建设。
治理后的库布其沙漠腹地形成沙产业基地，可种植果蔬（摄于7月23日）。（央广网记者 张凯航 摄）
这个时期，除了生态修复外，库布其沙漠的治理已经进入了“治沙、生态、经济、民生”四轮驱动的模式。深入其中的企业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产业化投入，“十五”期间，鄂尔多斯全市生态建设总投资就达到了21.1亿元，是“九五”期间的23倍。
“过去我们认为沙漠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是我们的敌人，后来发现它很有潜能，很有价值，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跟脚下的沙漠打了三十年交道，王文彪不再无从下手，甚至深知彼此间的相处之道 。他想“把沙漠的阳光资源、广阔的土地、生物资源等利用好，形成沙产业，就能变‘沙害’为‘沙利’，让参与其中的老百姓绿了家乡的同时，也富了自己。”
他在沙区大面积种植甘草、肉苁蓉等既能防沙固土又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药材植物，形成健康产业，再带动农牧民进行市场化参与。植树造林的主力不再是27个人的林工队，而是200多个民工联队。王文彪的企业负责种苗供应、技术服务、订单收购“三到户”，农牧民负责提供沙漠土地和种植管护即可。
截止目前，该企业已经形成了生态修复、生态牧业、生态健康、生态旅游、生态光伏、生态工业“六位一体”的生态产业体系。据王文彪介绍，每年整个产业销售收入有100多亿，利润大概在8%到10%。而整个库布其沙漠所创造的生态财富达5000多亿人民币。
向沙要绿、向天要水、向光要电后，库布其沙漠产生了100多万人的就业机会。沙区农牧民不再像以往一样食不果腹，他们人均年收入由原来的不足400元增长到1.5万元，有10.2万贫困户脱掉贫困的帽子。
2万亩沙地上支起的60万块光伏发电板，年均发电量达5亿度，销售收入约4.5亿元（摄于7月22日）。（央广网记者张凯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