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复婚再婚禁办酒席”的做法来说，此举的确是出于善意初衷——据了解，当地“民间办酒吃到人穷”，非但办酒名目众多，还形成了礼金攀比的恶性循环，让民众苦不堪言，所以才出手整治。但是“初衷”从来都不是舆论评判政策的唯一尺度，依据的合理性与手段的合规性，才是绕不过的评判基点。

问题是，以红头文件“指导”的名义，禁止属于民众私域范畴的复婚再婚宴请，既是对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权利“法无禁止即自由”原则的违背，也容易引来歧视复婚再婚之嫌。通观这类禁止民众复婚再婚办酒的文件，基本上都找不到过硬的法律依据。

基层文明委发布的指导意见虽为非强制性的规范性文件，但亦有其效力，也应慎之又慎，在“规范”民众之前先规范自身行为，将其严格框定在法治框架内。就治酒席乱象而言，引导民众顺着村民自治渠道拟定“村规民约”，就比用红头文件一刀切地禁止要好。

道理还是那些旧道理：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行政，而不能任由权力冲动越位“出笼”。可无论是前不久有地方规定“要彩礼过多以贩卖人口论处”，还是“复婚再婚禁办酒席”之类的奇葩规定屡批难消、动辄借尸还魂，都说明有些地方、部门仍未将法治意识嵌入行政运作中。

□侃人（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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