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白色恐怖笼罩上海，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在这危急关头，张人亚首先想到的是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书刊的安危。１９２７年年底，许久没有回乡的张人亚，匆匆地推开了宁波霞浦的家门。
张人亚的父亲张爵谦见到儿子，喜出望外。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儿子此行交给他一个重大而秘密的任务——妥善保管一批文件和书刊。
“我的祖父，在二伯父离开之后没几天，就和村里的邻居说，静泉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了，估计已经不在了。”张人亚侄子张时华回忆道，“他上山搞了一个坟，放了个空棺材。”
就这样，张爵谦编了个“不肖儿在外亡故”的故事，为张人亚和他早逝的妻子修了一座合葬墓穴，接着用油纸裹好文件，秘藏进空棺里，并始终将这个秘密埋在心底。
“祖父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这个空坟的秘密。为了安全起见，他还在二伯父的墓碑上少刻了一个字，把‘张静泉’刻成了‘张泉’。”张时华说。
然而，张爵谦却一直没能再等到儿子张人亚回来。他不知道，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张人亚不久就前往瑞金。在苏区，他先后担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出版局局长兼印刷局局长，出版、印刷与发行了一大批苏区急需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方面的书籍。
张爵谦也不知道，１９３２年底，张人亚病故于从瑞金去福建长汀检查工作的途中，时年３４岁。
新中国成立后，耄耋之年的张爵谦没有等来二儿子的任何消息，这才叫来三儿子张静茂，向他揭开了“衣冠冢”之谜，并要求张静茂将这些文件交给上海的相关部门，再转呈中央档案馆予以保存。
张静茂把从墓穴中取出的文件书报和照片带回上海后，专门刻了两枚“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和“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字样纪念图章，分别盖在文件和书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