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曾国的一系列考古发掘中，音乐文物是一大亮点，也体现出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发展成就。
西周初年，周公在革新殷商典章制度的基础上，“制礼作乐”，制定了具有宗教、政治、伦理多重功能的礼乐制度，明确规定了王、诸侯、卿大夫、士等阶层的乐悬制度以及在不同场合应演奏的钟乐曲目。编钟与编磬“金”“石”相配，形成“乐悬制度”。《周礼》：“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
曾侯乙编钟作为礼乐之器，其巍峨、完美的“曲悬”架式，与配套编磬，三面悬挂，完整、明确地呈现了周代诸侯的“轩悬”制度，并与其他青铜礼器一起交织出一幅近于现实的礼乐场景。
近年来对郭家庙钟磬考古发掘，也发现钟、磬、瑟、鼓等众多乐器，其中瑟和建鼓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复原研究发现，郭家庙编钟的横梁和立柱也可组成曲尺形，与编磬组合，刚好构成“轩悬”这一诸侯级的乐悬规制。
曾侯乙编钟的“一钟双音”为世人所惊叹。而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中发现的编钟，有侧鼓音的标识符号，通过测音，5件编钟共有10个音高，构成六声音列，这是迄今所见西周早期出土数量最多的双音编钟。
“传统是条河流，在黄浦江的入海口，一定有金沙江的那滴水。”冯光生说，“曾侯乙编钟是中国古代千余年礼乐文化经验积累和曾国五百年正宗传承的结果。”（记者皮曙初 喻珮 刊于《瞭望》2018年第2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