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编钟原件全景 湖北省博物馆供图
1978年在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是震惊中外的重大考古发现，无论是其宏大巍峨的“曲悬”架构、“一钟双音”的绝妙构造，还是丰富生动的错金铭文，都足以称得上是人类音乐史、科技史上的奇迹。40年过去，其价值更加成为国际共识。
然而，被认为代表人类社会“轴心时代”音乐文化高峰的曾侯乙编钟，何以出现在曾国这个寂寂无名的撮尔之国？曾侯乙编钟所表现出的高超的文化、音乐、美学、声学乃至冶金铸造、结构力学等诸多方面成就从何而来？出土40年之际，《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到了曾侯乙编钟背后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编钟唯有曾侯乙
曾侯乙编钟作为“编钟之王”，是独一无二的。它的横空出世，让人们看到公元前5世纪人类文化极为丰富的内涵。
曾侯乙编钟巨大的钟架为铜木结构，呈曲尺形，长7.48米，宽3.35米，高2.73米。65件编钟分三层八组悬挂在钟架上。全套编钟总重量2567公斤，加上钟架上的用铜，合计用铜4421.48公斤。
经考证，曾侯乙编钟下葬的时间约为公元前433年。这意味着如此庞然大物，已经在地下埋藏了2400余年，却依然伫立如故，其结构设计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令人叹为观止。
编钟上3755字的铭文更是一部成套的乐律体系，不仅标注了各钟的发音律调阶名，还清楚地表明了这些阶名与楚、周、齐、申等各国律调的对应关系。铭文中出现了十二律及其异名达28个之多，其中大多数早已失传，展示了迄今所知最为完整的周代乐律体系，堪称一部专业性的乐律著作。
与编钟同出的音乐文物，有编磬、建鼓、琴、瑟、篪、排箫、笙等，总计达125件。中国古代所谓“八音”即金、石、丝、竹、匏、土地、革、木基本齐备。这是一个相当规模的宫廷乐队，在世界古代音乐史上实为罕见。
“曾侯乙编钟是轴心时代音乐文化的高峰。”湖北省博物馆研究馆员张翔说，更为难得的是，曾侯乙编钟将二千多年前的声音带到了现在。
正如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所说：“希腊的乐器是全世界都承认的，可是希腊的乐器是竹木的，到现在不能保存下来，只有中国的乐器还能够使我们听到两千年前的声音。”
从编钟出土之日起，湖北省博物馆最为关注的，就是如何让这套珍贵的乐器演奏出乐曲来，所有围绕它的保护都是建立在对编钟音乐功能的充分研究之上，包括为了保护它而进行的复制也一直伴随着对中国青铜铸造工艺的研究。
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勤说，现在观众对于到博物馆听千年前的古代乐器演奏古曲早已司空见惯，可是当年用“演奏”加“科学报告”这种“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形式展示孔子时代的编钟及其工艺，是首创。“这是博物馆超级连接功能的真正体现，通过对文物内涵的充分开掘、辅以专业的工业设计，最终以艺术品的形式呈现给大众，这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让文物活起来。”
如今湖北省博物馆拥有专门的编钟演奏厅和一支专业的编钟乐团，以曾侯乙墓出土乐器为基础，创造出一台古乐器演奏会，每天吸引海内外观众排长队入场观看，平均每天演出3至4场，一年至少上千场，几乎场场满座。
到湖北省博物馆欣赏编钟演奏的外国观众每年都不少。当《欢乐颂》《友谊地久天长》《喀秋莎》等世界名曲响起时，观众无不惊叹。对文化艺术的共同感悟一下子拉近了外国观众和中华文明的距离。
“文物的艺术价值很容易引起共鸣，能够有效增进不同国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之间相互了解，在促进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方勤说，40年来，成功复制的编钟以展览、展演等多种艺术交流形式，多次参与对外文化交流，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作出了特殊贡献。
编钟还有“曾侯二”
2016年10月，第十届国际音乐考古大会在武汉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多位考古学家、音乐学家共同签署《东湖宣言》称：曾侯乙编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重大发现，在人类文化史、音乐史、科技史等领域占有重要地位，是公元前5世纪中国文明成就的集中体现，展现了人类智慧在“轴心时代”所创造的高度。
《东湖宣言》的倡议者，韩国汉阳大学教授、东亚音乐考古学会会长权五圣还表示，曾侯乙编钟是当时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巅峰，它的成就属于全人类，中国作为曾侯乙编钟的发源地，是全球音乐家的“圣地”。
曾参与曾侯乙墓考古发掘、长期从事编钟研究的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中心研究馆员冯光生说，曾侯乙编钟代表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巅峰，绝非偶然出现，也非一朝一夕可以成就。
在发现曾侯乙墓之后，特别是近些年来，湖北随州一带又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历史的迷雾由此渐次拨散。
1981年7月，在距曾侯乙墓仅有百米之处，发现一座战国古墓，定名为擂鼓墩二号墓。墓中出土了保存完好的一套36件编钟。尽管墓主身份待解，编钟规模也远不及曾侯乙编钟，但经专家鉴定，二号墓编钟与曾侯乙编钟为同一体系，音色、音律相通，并恰好填补曾侯乙编钟的高音区空白，使其音域从五个8度扩展到六个8度。因此，二号墓编钟被称之为曾侯乙编钟的“姊妹钟”。业内还戏称其为“曾侯二”编钟。
不仅如此，近年来考古发掘又不断有新的重大发现，让人们认识到，从西周早期至战国初期，曾国是一个实力强劲的诸侯国，同时也勾画出编钟在曾国500年的发展“简史”——
2009年，在湖北随州义地岗墓地文峰塔1号墓发掘出土一套编钟，现存8件。虽有缺失，但有长铭文。据铭文推断，墓主曾侯舆，可能是曾侯乙的祖父辈。文峰塔墓地还有一座形制独特的“亚”字形墓，出土有“曾侯丙”的铜器。“曾侯丙”年代晚于曾侯乙，有人认为是曾侯乙的弟弟。
2010年底，随州市淅河镇蒋寨村农民进行农田改造时，偶然发现叶家山古墓群。经过考古发掘，已经确认这里至少有三位曾侯埋葬于此。其中111号墓中一组保存完好的编钟，由1件镈钟和4件甬钟组成，成编出现，比曾侯乙编钟要早500年，年代在西周早期。
2014年至2016年期间，在位于湖北省枣阳市吴店镇东赵湖村的郭家庙墓地，考古人员发现钟、磬、瑟、鼓等众多乐器。郭家庙30号墓出土2组完整钟类乐器，一组3件，一组10件。其中10件钮钟组成的编钟，形制统一、大小相次、音高稳定、宫调明确，完整呈现了徵、羽、宫、商、角的“五正声”宫调系统。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数量最多、音乐性能成熟的编钮钟，可谓曾侯乙编钟的先声，比曾侯乙要早300年左右。
从叶家山、郭家庙、义地岗到擂鼓墩，可以完整地勾勒出从西周早期直至战国早期的500年时间序列。
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通过这些考古发现逐渐达成共识：这500年里，今天湖北随州一带有个强大的诸侯国曾国，在曾国，以编钟为代表的礼乐文化不断发展，到公元前5世纪曾侯乙时达到极高成就。
钟鸣曾随五百年
曾侯乙墓的发现，不仅以其珍贵而丰富的文物惊艳世界，还引出一段“曾随之谜”的历史公案。
曾侯乙编钟及其他出土文物上有“曾侯乙作持”等铭文，清楚地显示了曾侯乙墓主人的身份。65件编钟中最大也是最特殊的一件镈钟，上面的铭文表明，楚惠王熊章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在西阳得到曾侯乙去世的消息，特铸镈钟以供曾侯乙永远享祀。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史籍中却鲜有曾国的记载。《左传》《国语》等典籍，都提到汉东一带有个随国，称“汉东之国随为大”，却从未提及有个曾国。这个曾侯乙和他的曾国从何而来呢？以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根据曾侯乙铭文提出一个观点：曾即随国，系一国两名。然而这一观点仍颇多争议。
直至近年来，随着叶家山、郭家庙、义地岗一系列曾国古墓的考古发掘，曾、随一国得到更多有力证据，一直困扰历史学界的“曾随之谜”渐渐有了共识。
特别是文峰塔1号墓出土的编钟有长篇铭文。根据铭文，曾国是“稷”的后代，始封国君是南公适，因辅佐周文王、周武王有功，被分封到江汉地区以镇抚淮夷。《左传》记载了吴王伐楚攻郢、楚昭王奔随的故事，编钟铭文中对此也有记载，只不过铭文中“复定楚王”的就是“曾侯”。
学者们根据这些考古发现得出结论：考古发掘所见的“曾”，与史籍记载的“随”，实为一国两名，曾即是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曾侯乙去世后，楚惠王要特制一件镈钟送祀，因为曾侯乙的先辈曾侯舆曾经救过楚惠王的先辈楚昭王。
“叶家山揭示了曾国始封的秘密，郭家庙表明曾国在春秋时期仍是军事强国，义地岗与擂鼓墩揭开了曾随之谜，展示了曾楚之间的历史关系。”方勤说，“这些不期而遇的考古发现，让我们得以揭开尘封的曾国秘密，与古人进行穿越千年的对话。”
在对曾国的一系列考古发掘中，音乐文物是一大亮点，也体现出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发展成就。
西周初年，周公在革新殷商典章制度的基础上，“制礼作乐”，制定了具有宗教、政治、伦理多重功能的礼乐制度，明确规定了王、诸侯、卿大夫、士等阶层的乐悬制度以及在不同场合应演奏的钟乐曲目。编钟与编磬“金”“石”相配，形成“乐悬制度”。《周礼》：“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
曾侯乙编钟作为礼乐之器，其巍峨、完美的“曲悬”架式，与配套编磬，三面悬挂，完整、明确地呈现了周代诸侯的“轩悬”制度，并与其他青铜礼器一起交织出一幅近于现实的礼乐场景。
近年来对郭家庙钟磬考古发掘，也发现钟、磬、瑟、鼓等众多乐器，其中瑟和建鼓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复原研究发现，郭家庙编钟的横梁和立柱也可组成曲尺形，与编磬组合，刚好构成“轩悬”这一诸侯级的乐悬规制。
曾侯乙编钟的“一钟双音”为世人所惊叹。而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中发现的编钟，有侧鼓音的标识符号，通过测音，5件编钟共有10个音高，构成六声音列，这是迄今所见西周早期出土数量最多的双音编钟。
“传统是条河流，在黄浦江的入海口，一定有金沙江的那滴水。”冯光生说，“曾侯乙编钟是中国古代千余年礼乐文化经验积累和曾国五百年正宗传承的结果。”（记者皮曙初 喻珮 刊于《瞭望》2018年第2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