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业者与APP平台捆绑 维权却遭遇劳动关系难题
网约工，谁是你的真“东家”？
如今网约工愈来愈多，很多人却“傻傻辨不清”谁才是自己真正的“东家”。APP平台运营商、平台关联公司、劳务派遣公司、劳务外包公司、商业合作公司……“互联网+”时代O2O商业模式席卷而来，新型用工模式如雨后春笋，平台从业者名义上与APP平台捆绑，可出现纠纷需维权时，却可能遭遇劳动关系难题。
本报记者从海淀法院了解到，此类案件数量逐年上升，2015年该院仅审理了11件；2016年同比增长245%；2017年受理22件；2018年一季度受理数量则已超过去年同期。令人较为意外的是，同为互联网平台用工，部分平台与从业者的劳动关系受到法律承认，部分则不然，判决结果迥然不同。
案件1
主张平台是“东家” 上门厨师胜诉
在线预约厨师上门烹饪很便利，“好厨师”APP厨师张某却遇到烦心事，作为平台经营方的这家信息技术公司不承认跟他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张某经面试、“试菜”后，凭身份证、健康证入职该信息技术公司，双方约定底薪加提成、工资发放周期等，该公司有考勤纪律、奖惩制度，经培训后按照排班表，穿着有“好厨师”标志的厨师服，携带“好厨师”工具箱，到客户处提供烹饪服务，并需完成公司要求的宣传及办理会员卡的任务。但在公司与其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却明确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辛苦工作却找不到“东家”，张某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
法院认为，该信息技术公司要求张某在固定地点报到，对其进行考勤、培训、指派、奖惩等，除厨师工作外还要求其进行宣传，按月发放较固定的报酬，张某在该公司安排的工作地点，代表公司从事公司安排的有酬劳动；双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主体资格；该公司经营厨师类业务平台，张某提供厨师技能；双方具有较强从属关系，并符合劳动关系的特点。最终，法院判决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案件2
只提供交易场所 平台不是“东家”
“美美哒”APP由一家生活服务公司运营，该平台可线上预约美甲师提供上门美甲服务。冯某加入平台担任美甲师，离开平台时，双方就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发生争议。后冯某不服仲裁，遂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双方所签《信息服务协议》中，约定冯某通过该平台获得服务信息，接受业务信息的“安排”，但冯某可自主选择工作时间、地点，不需要坐班，无专门、固定办公场所，故无法确定冯某受该公司的劳动管理。其次，双方均认可有两种付费方式，一是客户线上支付，由公司扣除信息服务费后结算，另一种是客户直接支付，所以冯某并非从事公司安排的有酬劳动。再次，该公司主要是提供信息，并不经营美甲业务，冯某提供美甲服务并非该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最终，法院判决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
海淀法院周元卿、龚莉婷法官认为，“互联网+”企业依托平台搭建信息的集散地，与从业者签订服务协议，从业者根据需求信息提供线上的便民服务项目，如在线约车、在线订餐、在线购物等。这种模式类似于传统行业中商场与入驻品牌商家之间的合作关系，互联网平台为从业者与客户提供一个交易场所，从中收取服务费，双方之间并不成立劳动关系。
案件3
只知平台不识公司 从业者证据不足败诉
毛先生通过手机注册“易到用车”，通过手机软件平台的派单接活，开车送乘客到指定地点，以银行转账方式按月领工资。双方发生纠纷后，易到旅行社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起诉认为与毛先生不存在劳动关系。
法院发现，围绕双方争议事实涉及多家单位主体：易到旅行社公司、东方车云公司、唯道智行公司、智行唯道公司。依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重合信息、出资信息及现有查明事实，法院认定上述公司已构成劳动法意义上的关联公司。
虽然毛先生主张自己与易到旅行社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法院认为他仅提供了车辆收取押金，而没能证明他遵守了该公司各项规章制度，也无法证明他接受了该公司的劳动管理、从事了该公司安排的有酬劳动。另据平台客户端及网络查询显示内容，东方车云公司是“易到用车”平台运营方，这并非隐性事实，此项公开信息可被社会公众知晓。最终，法院认定毛先生与易到旅行社公司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很多APP平台在设计之初，设立多家关联企业，并引入平台关联公司或劳务派遣公司，外包劳务。像毛先生一样只知平台不识公司的从业者也越来越多。就此周元卿、龚莉婷法官提醒大家，平台经营者通过设立关联企业或劳务派遣的方式用工，将劳动合同订立主体、工资支付主体、技术平台开发主体分散，这是现行互联网企业在用工形式中较突出的特点之一。由于平台背后的经营模式复杂多变，新型从业者应擦亮眼睛，保存好证据，避免陷入投诉无门的尴尬境地。
法官释法
调查取证繁杂 涉APP平台案审理周期长
海淀法院近三年受理的互联网APP平台劳动争议案，很少涉及高新技术行业或传统制造行业，而集中出现在快递、餐饮、网约车等劳动力密集型服务行业。从该院2015年以来审案情况看，涉互联网APP平台案件的实际审理周期普遍较长。
李婧怡、李正法官分析，审理周期长的原因：
一是因为此类案件调查取证繁杂，而大多数平台从业者举证能力较弱，仅持银行对账单，无法获取交易对手方信息。
二是诉讼之初，平台从业者不知APP平台和公司全称，大多借助工商查询系统，以平台关键词检索结果确定诉讼对象。涉诉平台常有将派单安排、接单处理、报酬支付、投诉处理分散至不同主体的现象，这需追加主体来查明法律关系；而追加的部分平台运营方以各种理由拒绝到庭，查明事实难度增加。
据统计，海淀法院2015年以来涉“互联网”平台纠纷案件的判决结案率约47.3%，撤诉结案率约49.1%，调解结案率约1.8%，另有约1.8%的案件以其他裁定的方式结案。
实际建立劳动关系 就可要求相应权益保障
李婧怡、李正法官说，传统裁判理念在认定劳动关系时，主要参照《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列明的标准。该规定在主体资格条件之外，以用人单位与个人之间的人事管理、报酬支付和业务范畴来界定劳动关系。
但在“共享经济”模式下，这一标准却面临诸多不适。从业者虽需遵守平台的服务准则，但无需坐班，无固定办公场所，享有很大自由度；同时，从业者能从互联网APP平台结算服务报酬，也可以从客户处收取报酬，还有从业者从客户获酬后，平台以提成、扣除预收押金、收取信息费等方式获得分成，而服务报酬标准的制定者也不固定；另外，很多APP平台从事应用软件的开发运营和服务信息的整合推送，并不直接经营实体业务。因此，这类用工模式较传统行业存在较大差异。
在“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初期，一些平台直接聘用从业者作为线下服务人员，由平台运营公司与从业者直接签劳动合同，或直接管理从业者。
如早期的OFO平台、“小易到家”平台，平台运营公司均与从业者签劳动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很明确。之后平台运营模式更多样化，用工关系的形式也五花八门。如个别提供互联网+社区便利类的平台，平台运营公司与劳动者不签任何合同，但劳动者工资由平台经营公司按月转账支付，并由运营公司管理。有平台如闪送平台只要求从业者提交材料进行验证并注册，后期抢单提供服务。
不论上述何种形式，周元卿、龚莉婷法官认为，如果从业者与平台运营公司之间实际建立了劳动关系，就可要求相应的权益保障，一般而言应由平台经营者承担法律责任。而若认定双方存在劳务关系，则依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及“谁受益、谁担责”的基本法理，应由平台经营者对外承担赔偿责任；从业者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应与平台经营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平台经营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从业者追偿。本报记者 林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