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位思想家能像马克思那样，亲自投身于人类的解放事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检验自己的理论和探索人类解放的道路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1867年后，马克思很重要的一项活动是参与和思考西欧工人运动，这包括受托起草国际工人协会的文件、发表对“巴黎公社”事件的评论以及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关系和对俄国革命的关注。
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于1864年建立的世界性工人组织，旨在通过建立更为强大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联合来反抗资产阶级。马克思一方面看到，“史无前例的”“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形成的“不容争辩的事实”是，“工人群众的贫困”并“没有减轻”，但另一方面他不得不考虑到不同国家工人队伍的发展条件极不相同，必然会造成世界范围内合作的复杂性，于是马克思采用了“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的方式，要求尽可能“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而“不致把英国工联派，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拒之于门外”。此外，马克思特别看重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指望将来通过各国各派工人的思想交流和讨论，形成一个可以共同接受的理论纲领。
1871年发生了巴黎公社事件。马克思对这一事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积极参与并作了客观的估量和精深的分析。很显然，历时两个月的巴黎公社，并不是有计划行动的产物，也非得力于什么个人或具有明确纲领的组织的领导，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但同时马克思也看到，公社所采取的一些特殊措施确实“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即作为一种地方自治的组织形式，摆脱帝国的直接统治，在地方层面采用直接民主的组织原则，以体现现代共和制的精神；作为国家政权组织原则的代议民主制，不再是由专业化的官员来治理公共事务的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作为旧制度的超越形式，巴黎公社打碎了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权，确立了现代共和制的基本原则：普选制和“向下负责”制。所以马克思指出，决不应把公社看作是教条主义的模式或未来革命政府的方案，它是“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在巴黎公社之后出现的新的历史境遇表明，工人运动面临的直接任务是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建立各自的工人政党，这样，国际的组织形式的继续存在会成为工人运动发展的一种桎梏。马克思看到了这一趋势，在他的建议下，国际工人协会于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在此期间，马克思还积极参与和关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建及其纲领的制定，成为事实上的“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