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时，鲁平总是不苟言笑，批评人不留情面。下了班，回到侨办和港澳办干部合住的甘家口塔楼公寓，他又变得十分和气，见人笑吟吟地打招呼。
多年来，港澳办上下都叫他“鲁平同志”。每天早晨八点前，他必定踏进办公室，无论做到多晚，下班时办公桌上一定干干净净，没有一张积压的文件纸。
中方防务与治安专家小组成员在谈判大厅的合影
外交谈判的根本目的不是争出彼此高下，而是在不同利益的争执中搭桥，寻求在满足我方主要关注前提下的统筹兼顾之道。
高渊：你亲历了中英谈判的最后几年，期间波折不断。在1997年7月1日正式回归那一刻，是怎样的心情？
陈佐洱：我没有热泪盈眶的狂喜，站在中英政权交接仪式的会场，目视国旗冉冉升起，心里默默对自己说：不辱使命，我做到了！
高渊：你领衔的谈判涉及方方面面，像军事用地、移动电话专营权、排污等都很专业，你对这些都内行吗？
陈佐洱：我是学外语出身，很多方面的专业知识贫乏，主要靠各有关专家支持，自己也恶补，但也不可能全懂。一旦上了谈判桌，就只能由我一张口来谈，专家们可以递条子，我指定谁发言谁就发言。谈判桌上的每一句都有录音，“军中无戏言”。
高渊：香港回归后，一位英国外交国务大臣曾对中国驻英大使说，陈佐洱最难对付，但又是达成协议最多的对手。在你看来，外交谈判的关键是什么？
陈佐洱：在我去香港上任前，向老外长、港澳办老主任姬鹏飞辞行和请示，他对我说了一番鼓励的话，特别提到，外交是妥协的产物，政治也是妥协的产物。
在香港那几年，我还牢记两点，一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二是弱国无外交，我所有奉命谈判成功的背后，都是国力的支撑和人民的支持。
外交谈判的根本目的不是争出彼此高下，而是在不同利益的争执中搭桥，寻求在满足我方主要关注前提下的统筹兼顾之道。“一国两制”方针本身，就是和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争端的举世无双的桥。我在谈判中坚持这个理念，不仅完成了多项任务，后来还与很多昔日的对手成了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