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
如果仅仅是看限购、冻结交易这些，仍不脱行政调控的路子。但真正的变化，如前文所说，是“思路和模式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人民日报昨天的一则消息里可以看到——
5日下午，在做客人民直播时，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邬贺铨表示，“中央给雄安的定位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区，也包括对房地产管理的改革，雄安将试验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邬贺铨指出，“除了传统的模式，发展房地产还有很多思路，例如新加坡模式”。
仅就房地产一域而言，雄安新区就已经是改革的重点试验田，“试验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一句，并非说说而已。
邬贺铨话说得敞亮：“很多人认为这个地方原来房价很低，这个正好是出手的机会，但是我们已经吃了过去房价失控过快上涨的亏，再不能让新区再重蹈覆辙”……“雄安具有的一些吸引投资家、吸引企业入住的这些条件，会被房价所解构，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而且在炒房的过程中，可能更多得利的是一些投机者。”
See？对炒房客的兜头冷水不是没有理由的——中央本来就准备在新区试验新的开发和管理模式，你这边还想走老路去抄房子，这不是对着干嘛？不能忍。
模式
既然是要试验新的模式，那新的模式会怎样？目前虽未可知，但邬贺铨举的例子很有趣：新加坡。他的原话是：“除了传统的模式，发展房地产还有很多思路，例如新加坡模式，即政府直接管理部分土地，建成廉租房，房价很便宜，让需要住房的人能住。”
众所周知，我们今天实行的公积金制度，实际上就是从新加坡借鉴而来，当然目前依然存在很多管理上的问题，不够精细。但新加坡房屋管理的真正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政府购买土地、限制房价，建设组屋，达到使国民人人住的起房的目标——近四年来，新加坡居民的房屋拥有率一直稳定在90%以上，组屋覆盖人群由1959年的8.8%提高到2010年的80%，其中95%的人拥有他们居住的组屋。
怎么做到的？
首先，政府成立建屋发展局，并颁布《土地征用法令》；建屋发展局负责统一开发建造“物美价廉”的组屋供国民使用。《土地征用法令》规定，政府有权征用私人土地用于国家建设，被征用土地的地价国家有权调配价格。
通过这一招，新加坡政府以低于市场价格获得了全国80%的土地，用于建设组屋。而20%的土地则是私人土地，可用于市场化的买卖 ，但是私人房产的价格往往要比组屋贵2-3倍。
仅仅提供充足廉价的住房，并不能遏制炒房现象。所以，新加坡政府在组屋的使用上设置了严格的规定。对购买数目、购买资格（国籍、收入、婚姻状况等）做了事无巨细的规定，比如规定一个核心家庭只能拥有一套组屋，如果要购买新房，则要退出目前所住房屋；组屋虽可出售，但是需要住满10年，而且即使出售，也要缴纳价格不菲的转售税，这又变相抑制了炒房投机的行为。
除了土地充足、价格实惠、炒房难，新加坡政府的公积金政策为居民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这项强制性政策所提供的资金，几乎能够覆盖居民每月的房屋支出。可以说，政府为居民考虑到了最后一环。
有趣的是，在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办公大楼的一块黑色大理石壁上，雕刻着中国唐朝诗人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管理的难度和中国这种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极大的国家必然不同。但作为起步面积100平方公里，未来也就不到2000平方公里的新区，新加坡的模式还是可以借鉴的。用邬贺铨的话说，“我们希望雄安能吸引创新创业者，希望年轻人、有抱负的人去，他们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买房，政府有大量的公租房来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