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跟我是很好的朋友，他跟我说，语言文字改革是很大的事情，这个改行还是值得做的，我就来了。所以，改行是很偶然的事情。
许多人说语言文字学和经济学没有关系，确实关系很少。我对英语一直有兴趣，早期中国30年代的拉丁化运动我也参加了，所以这个转行呢，是从领域来讲不是偶然的，从正式的工作来讲，是偶然的。
关于百科全书的翻译是这样，中国改革开放了，邓小平到美国，跟美国总统商量，中美要做几件合作的工作，当中一件就是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这个倒是美国提出来的，邓小平很赞成。
因为当时我们封闭得不得了，国外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很多方面离国际的标准差远了。当时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呢，是中国的学术思想走进国际视野的一件大事情。
中央就找了三个人，成立了一个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美国三个人，中国三个人，我是中国三个人当中的一个，来组织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
丁聪漫画周有光、张允和夫妇。
九局：站在历史的角度，您如何看中国的语文现代化？
周有光： 我觉得语文现代化发展得非常好。
语文现代化主要是4种要求：语言要共同化，文体要用白话文，文字要用简化字，注音要用字母。
中国早在清朝末年就开始了语文现代化运动。当时的中国人只会方言，不同地方的人碰在一起不能讲话沟通。
1955年，我国召开文字改革会议。为什么开这个会？我们要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而当时人民群众文化低，所以一定要搞语文现代化运动，并把它视作新中国成立后的大事情。我认为这个看法是符合历史的。
九局：语文现代化的重要部分《汉语拼音方案》已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实践检验。如今回顾《方案》的制订过程，有无遗憾？
周有光：那时我们花了6年工夫，非常认真，一丁点的问题都仔细研究。假如那个时候马马虎虎，今天就要后悔了。
汉字有6万个，可一直到1918年才制订了注音字母，后来语言学家赵元任也设计过国语罗马字的方案，都很好，但是很复杂，不容易推广。
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要重新设计。当时我们一下子收到国内外来信4000多封，许多人提出不同的要求和几百种方案，我们一个一个认真答复。
汉语拼音方案制订的过程当中有许多困难。人家讲笑话，说几个字母你们搞了3年，太笨了。
其实不止3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汉语拼音，这还只是中国的标准，拼音方案还要应用到外国，要得到国际标准化组织的通过。后来我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开会讨论了3年才成功。
一直到1982年，《汉语拼音方案》才被认定为国际标准。这对中外文化交流非常重要。当时我去美国谈判，他们说国会图书馆有70万部中国书，要将全部编目改成拼音，需要2000万美元，实在没有这个资金。后来他们筹了两年才集到这笔资金，改了过来。
《方案》起初作为小学生认字的工具，后来作为文化和商品流通的工具，再后来成为国际交流的文化桥梁汉语拼音的传播比我们想象得还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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